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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影响下的世界贸易与增长格局][全球价值链上的中国增加值贸易结构及演进]
刚刚结束的G20贸易部长会议发布了三份重量级报告和文件，特别是会议提出的“促进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的倡议，将对推进以G20为平台的全球经济贸易治理框架、促进全球价值链包容协调发展，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享全球化成果，实现全球经济均衡、可持续发展具有纲领性和方向性的指引。
近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战略的中心开始出现重大调整，正在践行一种“以联通为导向”的总体发展战略，如全面推进 “一带一路”战略。中国贸易结构也逐渐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我们认为与此相适应，这些大的战略转向需要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加快中国贸易的全面升级。而G20恰恰是一个中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全球治理平台。特别是中国应该利用今年G20中国年的特殊身份加快推进来积极构建面向新一代的贸易政策新框架。
事实上，国际贸易规则历来是是国家间利益博弈的结果。面对全球价值链主导贸易新格局和规则变化的大背景下，被称为“21世纪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TPP却更加强调原产地规则（以确认产品是否属于TPP区域范围内并给予优惠待遇）。如果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和发展大趋势看，原产地规则不仅人为割裂了全球价值链，造成相关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重新调整。同时，各类区域贸易协定所产生的收益并非被创造， 而是从与非协定成员国的贸易中转移而来。这对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以及全球贸易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关税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累计效应，区域贸易协定的增加导致贸易伙伴间适用的规则日趋复杂化， 提高了规则适用的成本， 这甚至抵消区域化带来的额外收益。
2014年，APEC提出了促进全球价值链新兴发展合作战略蓝图。2014年5月，APEC贸易部长会议已经批准了《促进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发展战略蓝图》和《全球价值链中的APEC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通过了《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倡议》、《建立APEC供应链联盟倡议》，同意推动建设亚太绿色供应链网络，致力于提升亚太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这在一定意义上不仅整合了现有亚太区域内的FTA标准，也有望在更大范围内促进亚太贸易乃至全球贸易的融合，真正推动新一轮贸易全球化和自由化发展，共同营建有利于全球价值链新兴发展的核算体系与政策环境。
未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深度合作的空间很大。当前，全球各国面临着结构性转型和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大挑战，这就更需要借助国际生产网络培育新的竞争优势，从利用自身要素成本竞争力转向利用跨国生产要素融合的价值链竞争力，因此，中国应借助今年G20轮值主席国的契机，积极推动全球价值链的伙伴合作计划，大力支持附加值贸易以及全球价值链合作升级作为共同发展路径，着力提高资本和技术的配置效率、扩大全球创新基础设施投资，深化全球价值链分工效率与合作水平，积极构建面向新一代的贸易政策新框架。
一方面，要以降低贸易成本以及进入壁垒为切入点，提升亚太乃至全球价值链合作水平。降低进入成本是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国际产业合作水平的核心和关键环节。为了优化国际产业合作，要消除价值链壁垒，综合考虑降低生产成本、贸易成本，循环成本等，进一步降低平均关税水平，削减关税峰值和最高关税，鼓励部门贸易自由化（零关税），抑制关税升级，取消进出口中的配额和其他数量限制，修改原产地规则中累计原则以鼓励区域价值链贸易发展。
应主动倡导以中间品贸易为主导的诸边贸易谈判。从国际上看，中间产品贸易对各经济体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占整个服务贸易的70%，整个货物贸易的三分之二。但目前的贸易规则仍以最终产品为对象，各区域、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有关中间产品的贸易规则和标准各异，存在碎片化问题，亟需整合。从国内看，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中间产品贸易量巨大，复进口正成为中国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失衡的成分被严重夸大，成为贸易摩擦的重要来源。所以构建和完善贸易增加值统计体系，降低中间品进口关税，完善中间产品知识产权制度等对我国而言意义重大。因此，可以将中间产品贸易作为在国际贸易规则框架下我国主动发起诸边谈判的议题之一。
最后，从未来全球产业网络升级演进的大趋势看，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完善，需要将区域自贸协定置入真正全球化的价值链中考虑，各类区域贸易协定在新的国际贸易规则高标准框架下，应该秉持开放、透明、非歧视原则，朝着统一的多边规则而努力，继续推动以面向全球价值链合作的新一代贸易政策框架，增进全球经济福利，完善全球贸易治理的最好方式。(作者：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