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实录

发布时间: 2015-03-09 17:56:31  |  来源: 中国发展门户网  |  作者: 魏博  |  责任编辑: 魏博
关键词: 政协 两会 政协委员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定于3月9日15:00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多名政协委员将就有关议题作大会发言。

中国网:

今日下午3时,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2015-03-09 14:57:32

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

各位委员,现在开会。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杜青林、韩启德、罗富和、陈元、周小川、马飚、马培华。出席今天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让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政协第十二届三次会议,大会发言共安排三场,今天下午进行第一场大会发言,共有16名委员发言。首先请范小建委员发言,钱颖一委员准备。

2015-03-09 15:01:01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原副组长范小建:

我的发言题目是《面对新常态扶贫开发要有新举措》。

2015-03-09 15:03:38

范小建:

从现在起,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6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特别是要看贫困的老乡。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扶贫应该怎么办?

2015-03-09 15:03:48

范小建:

历史会有偶然的巧合。2014年是历史上著名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20周年。“八七计划”的基本内容,是用7年时间解决800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如果从2014年算起,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同样是到2020年,用7年时间解决800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所不同的是,起点更高,目标也发生了变化。“八七计划”的目标是解决温饱,而这一次是“两不愁、三保障”,是个多维的目标。

2015-03-09 15:03:59

范小建:

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如果把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客观情况相比较,可以看到有利与不利两个方面的情况:

2015-03-09 15:04:54

范小建:

先说有利条件:第一,起步时减贫的速度快。2014年减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而“八七计划”起步时,年减贫只有500万。第二,国家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目前国家财政强农惠农资金每年预算超过1.2万亿,2013年财政综合扶贫资金3717亿,“八七计划”时不但没有这样的政策,而且农村还有“三提五统”和农业税。第三,国家在农村全面建立了低保制度。农村低保人口每年在5300万左右,且标准还在逐年提高,而“八七计划”时期也不存在这样的政策。第四,“片区扶贫攻坚规划”、“十二五整村推进规划”以及相关行业扶贫规划已经国务院批准并开始实施,贫困识别、建档立卡的工作为精准扶贫、帮扶到户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些工作比“八七计划”时更深入、更细致。

2015-03-09 15:06:09

范小建:

再说不利条件:第一,GDP增速减缓。今后年均GDP增幅大约将保持在7%左右,而“八七计划”期间是年均9.57%,比现在每年要多2.5个百分点,加上结构调整、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业,都将影响就业。第二,收入差距更大。1994年基尼系数为0.37,2013年基尼系数为0.47。收入差距扩大,减贫难度更大。第三,投入增长放慢。随着财政增收速度放缓,近两年扶贫投入的增幅明显趋缓,2011到2013年,财政综合扶贫投入的增幅分别是41%、32%、24%,专项扶贫投入增幅从2012年的22.8%下降到2014年的9.78%。而“八七计划”这7年,财政资金增长66%,财政贴息扶贫贷款增长2.3倍。第四,农村“老龄化”、“空心化”日益严重,缺乏发展活力。此外,目前农产品价格遭遇“天花板”和“地板”的双向挤压,利润空间狭小,农民增收面临更多困难。

2015-03-09 15:07:23

范小建:

综合分析这些情况,我们必须努力克服困难,坚定信心,在坚持“片区攻坚与精准扶贫”、“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外部支持与自力更生”三个相结合的基础上,面对新常态,谋划新举措。

2015-03-09 15:07:52

范小建:

为此建议:把缩小发展差距、降低基尼系数作为重要目标,同时将扶贫开发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各部门的“十三五”规划要与国务院批准的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规划相衔接,加大支持力度。

2015-03-09 15:08:17

范小建:

在宏观上应重点考虑: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的减贫目标,继续增加投入,特别是片区的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中西部省份,“十三五”GDP的增幅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抓住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的机会,继续大力支持中西部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农村低保(包括养老)要有兜底性的考虑和安排。

2015-03-09 15:10:45

范小建:

在工作层面应强调:在建档立卡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把帮扶到村和到户结合起来,坚持“统筹资源、完善机制,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简政放权、强化监督”。始终抓住最困难地区、最困难群体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坚持雪中送炭,不搞锦上添花。把扶贫真正作为长期历史任务,制定分阶段的工作目标,不搞齐头并进,更不追求所谓“同步”。在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的基础上,省市两级把主要精力放在监督检查上,包括第三方力量开展监督,防止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贪污浪费和“跑、冒、滴、漏”。

2015-03-09 15:11:02

范小建:

这样,就有可能完成到2020年阶段性的减贫任务。

2015-03-09 15:11:27

韩启德:

现在请钱颖一委员发言,温思美委员准备。

2015-03-09 15:12:19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我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如何看如何办?》。

2015-03-09 15:12:47

钱颖一:

2014年中国GDP增长速度下滑到7.4%,为1990年以来最低。如何看?三个原因让我们感到有心理压力:对比30多年平均增速超过9%的增长,7.4%低于年初制定的7.5%目标;2014年第四季度印度增长率7.5%,超过我国的7.3%。但是我们需要理性地分析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我认为,如果考虑中长期因素,大致有三类原因:

2015-03-09 15:13:16

钱颖一:

第一,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7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规律是潜在增长率与人均收入成反比。在摆脱贫困陷阱之后,低收入经济对应高的潜在增长率,中等收入经济对应中的潜在增长率,而高收入经济对应低的潜在增长率。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和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潜在增速必然下降。但是,定量下降数字则需要科学、细致的研究。

2015-03-09 15:14:18

钱颖一:

第二,经济中结构扭曲的纠正。在同一发展水平上,在潜在增长率相同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发展路径不同,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不同。过去这些年中,特别是2008年以后,我国经济中的结构扭曲日趋严重:投资结构扭曲、产业结构扭曲、融资结构扭曲等,造成大面积产能过剩,投资回报大幅度下降,环境破坏加剧,其严重程度在其他经济类似高速增长时期不多见。纠正这些扭曲,必须停止、减缓、调整以往增长模式,也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可以看作是延期支付的成本。

2015-03-09 15:15:42

钱颖一:

第三,激励机制的变化。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除了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还要靠激励。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个人、企业和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强劲的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市场的扭曲以及伴随的腐败,效率成本和社会成本都很高。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政府激励正在发生变化。过去那种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决策的模式正在淡出,但规范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模式尚未建立,我们正处在转型期间的中间状态:就是政府权力并未显著减少但做事积极性减少了,这也是导致增速下降的原因。

2015-03-09 15:16:02

钱颖一:

如何办?先说不应该如何办。第一,不应该出台大幅度刺激需求的政策。刺激需求只能有暂时效果,但是改变不了潜在经济增速,更会恶化经济中的扭曲。第二,不应该过度依赖央行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起作用,必须配套结构调整措施。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采取去杠杆的结构调整,才有了经济回升。当前欧洲和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还必须有结构调整,才能最终见效。我们也一样。

2015-03-09 15:16:20

钱颖一:

应该如何办?我提三条建议。 第一,留给市场和企业内生调整和发展的空间。中国经济“韧性”程度高,不仅政府调节能力强,而且个人和企业对市场变化的适应程度大。当人生病时,除了吃药外,人的自我调节,包括改变生活方式的本领是很强的。经济调整也是如此。要给市场自我调节的空间,给个人和企业调整的机会。甚至可以说,调整都是被逼出来的,不要浪费这个调整的机会。

2015-03-09 15:17:02

钱颖一:

第二,发挥政府在供给政策上的作用。一方面应减少行政审批、加快财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为民营企业松绑、促进金融创新、鼓励创业等。当今技术变化,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降低了进入门槛,又可满足个性化需求,非常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另一方面是政府可以支持产业发展,但要改变方式。比如推动电动汽车发展,但并不直接参与投资和制造,而是发挥规划、协调以及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

2015-03-09 15:18:20

钱颖一:

第三,重新定义政府激励机制,建立新型政商关系。解决政府“不作为”的办法不是回到过去那种“作为”,而是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关系紧密型”转到“保持距离型”,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从“参与型”转到“服务型”。在法治经济框架中,重新定义政府激励,既减少政府腐败,又把企业解放出来。

2015-03-09 15: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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