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100年前，金石学家王懿荣在药铺常卖的“龙骨”上识出文字，从而掀开甲骨文(卜辞)研究历史的新的一页。现已发现的十几万块甲骨卜辞材料，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系统文字材料，所记录的内容十分可观，其中地理一项，所含信息不少，可以说是中国地理知识记录史的第一篇。

首先，有地理知识就得有地名，很难设想没有地名的地理知识是个什么样的。对大地的利用越充分，地理知识积累得越多，出现的地名也就越多。现在所发现的甲骨文，仅仅是商代文字的一部分，就已经有上千个地名。而商代必然还有写在其他材料上的文字(只是没有保存到今天)与更为丰富的口头语言，所以商代实际使用的地名应当更多。

地名主要属于人文地理的范畴，它所体现的是大地上人文活动的积累。大量地名的出现，说明卜辞记录的人与“地”有关的事很多。学者们按地追踪，发现商人的活动范围和地理视野相当大。比如商王在都城殷(今河南安阳)命人占卜，对象可以是太行山另外一侧某国的安危，也可以是陕西泾渭地区某国的凶吉。而“鬼方”“工方”“夷方”“土方”“羌方”等，则代表了更为遥远的人文地理区位。

当然，甲骨文中许多地名已成为死字，我们今天只能看笔划样子，却读不出字音来，更不知其意，如果是地名也就不知是指哪块地方。

甲骨卜辞证明商代有异地同名现象，原因是地名源于族名，比如戈族住的地方就叫戈，共族住的地方就叫共。如果戈族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新的地方还叫戈。这个现象说明了人类文明早期人文地名起源的一个重要特点。

甲骨文中的地名有自然的山河名称，有多样的风向说明，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文地理的东西。史学家称早期模糊的记载为“史影”，那么，在支离残缺的甲骨卜辞中，不但有人文的“史影”，也有人文的“地影”。对人文的“地影”， 卜辞专家如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李学勤等都进行过研究推断，使我们对商代的人文地理态势，有了稍微具体的认识。卜辞中最常见的人文地理内容有城、邑、边鄙(郊区)、商王的田猎区、四土、邦方(方国部族)等，这几样东西构成了商代人文地理的主要框架。

甲骨文材料证明商代已经出现大地域国家的早期特征，而国家领土只要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所谓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类的问题。中国古代常说“王畿千里”， “王畿”可以理解为“中央”，国土若超过了1000里，就有了“地方”。随着领土的扩大，国家机器要建立一套管理控制大地域的办法，具体说就是“中央”管控大量“地方”的办法，地理的政治内容因此出现。

商代所谓的“地方”是什么样子?有学者曾提出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看法：商代的国土不是一个弥合的整体，而是以都城(大邑)为中心，四周远近散布着几个或几十个属于商朝的诸侯“据点”，在这些据点之间的空隙地带，存在着不听命于商朝甚至与商朝敌对的小方国。也就是说，，商朝的国土是疏而有漏，这就是早期大地域国家的政治地理形态。这种疏而有漏的形态，到了秦汉高度集权的帝国时代，则是不被容忍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