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动观察

地区

中部六省(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

现象

在经历了多年争论、预热之后，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四个中部的城市群，日前“入围”中央关于中部崛起的10号文件，这些“次区域”进入了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视野。

“崛起”与“隆起”

四大城市群地位的升格，既可以看作中部崛起战略从理论层面走向实践层面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也暗示着中部崛起战略一开始便有了“后发优势”

分属于湖北、河南、湖南和安徽的4个城市群成为“国”字号，多少出乎人的意料。

在国内，此前获得国家宏观层面认同和规划的区域经济，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经济圈、泛珠三角地区，以及成渝经济圈，均为跨省(市)区的“大块头”，在中国经济版图中举足轻重。而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均属于一个省内的“次区域”。“次区域”直接进入宏观视野，表达的是什么信号？

意外还表现在另一层面。

在中央作出“中部崛起战略”的两年里，很多人把视线和话题集中在一个问题：作为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中的“最后一个板块”，中部6省究竟可以获得哪些优惠政策？两年中，那种“特区式”、“引爆式”的优惠政策，在多少中部人的翘首相望中，始终没有出现，而现在，4城市群却获得“高礼遇”，这着棋于全局，又是何意？

“四大城市群地位的升格，既可以看作中部崛起战略从理论层面走向实践层面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也暗示着中部崛起战略一开始便有了‘后发优势’，寻找着一条符合自己特色的区域崛起路径。”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后凯博士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从中央作出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伊始，一场打造中部“引擎”的战役旋即拉开。但中部“引擎”究竟是什么？是希望获得中央的政策支持，再设一个“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抑或“天津滨海新区”，还是等待着诸如“深港一体化”设想、洋山深水港战略布局抑或像空客320这样带动力强的国家级项目落户？以中部地区历史条件、资源禀赋以及全国性战略分工，这样的可能性也许并不大。

然而，中部崛起却面临着后发优势。

20世纪末开始，在各国、各地区角逐竞争力时，一个现象尤为突出：以城市群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单个城市竞争力被区域整体竞争力所替代。

有意思的是，面对“中部崛起”这个难得的发展契机，中部6省纷纷提出各自的发展战略，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区域战略：湖北要打造“武汉城市圈”争当中部崛起的“支点”，湖南加快长株潭城市一体化建设，河南“中原城市群”欲撑起崛起的脊梁，安徽东向谋势，江西对接“长珠闽”，山西靠拢“环渤海”。

这种战略选择吻合中部特质。经过20多年开发和调整，中部地区经济布局基本形成“中心群带”的发展战略格局和模式。南部和北部虽然有京广经济带联结，却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域，分受不同沿海经济中心的吸引，“多中心发展之路”由此清晰。许多专家学者认为，特别应鼓励优势城市群爆发式发展，形成中部地区超级中心城市或强大的经济核心，以带动并加速中部崛起。

这样看来，中央关于中部崛起战略10号文件对4个城市群的重视，不仅仅只是对各省战略决策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在鼓励、引导、支持着这一路径。

中部崛起，从城市群的隆起始。

四“群”与两“西”

中部6省，4个城市群写入中央文件，缺了江西与山西这两个“西”。不少江西人与山西人格外委屈，甚至担心是不是就此被其他地区抛甩？会不会被边缘化？

4个城市群“入围”中央文件，其实与其“成熟度”直接相关。

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历史最悠久。早在1982年，就有了“长(沙)株(洲)(湘)潭”融合之说，三座城市各自相距不到40公里，堪称“绝配”。尽管湖南人自我检讨，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但不可否认，这一区域仍然是该省发展水平最高、投资效益最好的地区。在全省的一般预算收入、国内外投资及对外贸易额中，3市总量分占36%、50%、74%。

武汉是中部6省中最具竞争力的中心城市。2002年，湖北启动“武汉城市圈”，以武汉为核心，加上周边的黄石、孝感、黄冈等8个城市，重点推进基础建设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区域市场一体化、城乡建设一体化。2005年，武汉城市圈实现人均生产总值14008元，约为全省人均生产总值的1.2倍。

河南的“中原城市群”，则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在中部各城市群中进展也最快。其间很多都是历史名城，以郑州都市圈为中心，以洛阳为次中心，开封、新乡、焦作、许昌等9城市为结点构成。去年，该城市群人均生产总值高出全省近37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比全省平均高出8.8个百分点。

皖江城市带16年前由安徽省委首次提出，当时称为“皖江开发”，其后几起几落，在省会合肥经济圈与皖江城市带之间游移，最终，在新近制定的《安徽省沿江城市群“十一五”规划纲要》中，重新高调明确了皖江8市串成的城市带。这一区域面积占全省40.3%，人口占32.5%，地区生产总值占41.9%。其中，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4个核心城市，始终处于安徽经济的第一方阵。

相比较而言，山西与江西目前还不具备城市群条件。

以山西为例，全省现有11个地级城市和14个县级城市，除了省会太原和个别城市以外，城市规模普遍偏小，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普遍较弱。大多数城市由资源开采型的工矿区发展而来，性质相似，综合功能欠缺。

从上世纪90年代京九铁路通车以后，江西省就提出打造“昌(南昌)九(江)工业走廊”，在当地，也有建设“昌九景(景德镇)城市群”之说。因此，没有成为中央文件中的第5个中部城市群，江西人多少有些失落。但是，“工业走廊”毕竟不是“城市群”，因为功能单一，“走廊”上城市数量、规模偏少，其对全省的辐射力与拉动力相当有限。

有意思的是，在豫、鄂、湘、皖四个城市群被重点规划后，江西与山西两省不约而同地作出一个“谋略”：江西谋划让昌九工业走廊变脸，新近出台的《“十一五”昌九工业走廊区域规划》中，明确将南昌和九江两市整体纳入规划，使得“昌九工业走廊”有望由以前的“一条线”转变为一个重要的区域经济板块。

无独有偶。山西也在今年首次提出建设“大太原经济圈”的规划，规划以太原为核心城市，强化太原与介(休)孝(义)汾(阳)、阳泉、忻(州)原(平)城镇组群的组合发展。

或许，这是山西与江西两省对城市群战略的认同与选择。

不过，在一些学者看来，中部地区需要“多中心发展”不假，城市群建设是一个趋势，也应鼓励和加强，不过城市群的发展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并非三五年就能建成。那种为城市化而城市化、为城市群而城市群、靠政府人为“拉郎配”制造的城市群，不可取。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史上，这样的教训多次出现。重要的是，应该在中部崛起战略中，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引擎和战略方向。

突破与难点

四大城市群现在已进入全面发力和起跳的新阶段。选择的突破口各有侧重，要破解的难题也各有不同

6月27日，长株潭3市党政领导联席会议闭幕。会上透露出一条重要信息：湖南省政府仿效上海浦东，正式向国家申报建立长株潭城市群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拟借助国家层面力量，先改先试，以突破3市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存在的体制障碍。

长株潭此举在情理之中，也是一个风向标。长株潭一体化推动了24年，作为中国最早的自觉的城市群一体化行为，长株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更为彻底。咫尺之遥的长沙、株洲、湘潭3市，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三城牵手”的梦想，但时至今日，3市客运交通系统依旧“各自为政”，正是行政管理体制壁垒的一个缩影。

这几乎是每个城市群必然遭遇的一堵“铜墙铁壁”。长株潭能不能作为一个二级城市群的典型，进入“国“字号改革试点范围，是个未知数，但是，如何破解城市群发展中的体制瓶颈，摆上议程。

在中原城市群，“郑(郑州)汴(开封)一体化”被优先推动着。预计于今年10月底竣工通车的郑汴快速通道，又成为城市群战略中的“急先锋”。这条总投资10.29亿元的快速路长39.11公里、宽100米，为双向10车道，车程30分钟，全程不收费，拉开了“郑汴一体化”的序幕。而“郑汴一体化”，正是中原城市群这张大棋盘上的第一步棋。围绕着这条快捷通道，围绕着郑州与开封在各个领域的“连城诀”，一个郑汴洛城市工业走廊呼之欲出，它与京广铁路沿线的新郑漯产业发展带，构架成一个河南的“黄金十字架”。

当然，实现这个梦想的关键在于省会郑州。比较中部省份，武汉的GDP占湖北的30.8%，长沙占湖南的20%，而郑州仅占河南的15.6%，郑州对周边的辐射力之弱可见一斑。在区域经济的“博弈”中，如果中心城市集聚带动作用不足，轻则影响各城市之间的协作，重则导致周边其他“恒星”强力吸纳本土资源、资金，形成发展的“离心化”。

虽然在4个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竞争中，武汉一枝独秀，很多人仍指出，武汉城市圈这个包括了9座城市的“九头鸟”能否振翅高飞，关键还看武汉，其城市功能需要重新定位。人们注意到，武汉城市圈的变化，最先发生在产业对接的“双迁模式”。企业总部迁到武汉，加工基地迁到周边。“总部经济”和“分厂经济”渐渐形成。

而皖江城市带也有自己的“支点”。他们把未来发展空间与高度，盯在向长三角的融入上。不过，与其他三大城市群相比，皖江城市带明显缺少省会的“发动机”。它在获得省里政策与财力支持方面会不会因此“分心”，其发展力度是不是仍像过去16年那样不瘟不火，比较令人关切。

博弈与共赢

城市群是开放的城市经济，各大城市群惟有改各自博弈为携手共赢，才是中部崛起的正确方向和出路

早在中部崛起战略推出之际，一场“谁执中部牛耳”争论已经拉开。

现在，4个城市群浮出水面，可以预料，争战又将升级。

在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博导陈文科看来，4个城市群各有优劣。

武汉城市圈，“中部之中”、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得天独厚，高新产业“底气十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人才辈出，钢铁产量位居全国前列，综合优势明显，但一城独大、向东向南辐射能力有限是其“软肋”；中原城市群矿藏丰富，能源原材料基地初具规模，“1＋8”经济实力均衡，但郑州作为首位城市带动能力却不够；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走在前列，人均GDP是中部之首，但城市化水平低、聚集功能、辐射功能小等问题不容忽视；皖江城市带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但其紧邻长三角，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最为突出。

如果从城市个体竞争力来看，中部四大城市群内最大的城市分别是武汉、郑州、长沙、芜湖。

但一群狼肯定打败由一头狮子带领的羊群。在2006年3月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4》中，中部地区的城市群竞争力，中原是最强的，在15个进入排序的城市群中列第7位，超出了列第9位的武汉城市圈和列第11位的长株潭城市群。

在成员市的数量上，中原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都是9个，皖江城市带是8个，长株潭仅仅是3个，虽然城市群不是城市的随便拼凑，但是单个航空母舰的战斗力，远远小于一个联合舰队，长株潭显然力量单薄，扩容便提上议事日程。2006年6月，湖南省正式筹备启动“3＋5”城市群建设研究，同样，在对外公布的皖江城市带中，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4个城市，而是扩大到了流域内的池州、巢湖、滁州和宣城等市。

人们还注意到，这4个城市群的产业定位，城市群内部间的城市分工雷同。

面对中部愈演愈烈的“各自为政”、“明争暗斗”，陈文科坦言，各省没有必要去争当“龙头”、“领头羊”。城市群是开放的城市经济，各大城市群惟有改各自博弈为携手共赢，才是中部崛起的正确方向和出路。

他建议，中部6省要在区域整体宏观统筹的基础上，按照中央确定的“一个枢纽”(交通运输枢纽)、“三个基地”(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要求，促进各大城市群的形成和城市经济网络框架的构建，走出一条有中部特色的协调发展之路。

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魏后凯则提醒说，城市群固然能带动整个中部经济的发展，但并不是说几个城市群发展了，中部就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