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西南郊的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已经连续两年在上海市特色亿元村排行榜中名列第一；2005年，该村实现净利润18035万元，上缴国家税收8502万元，可支配收入达3.3亿元。

这个村的3757个村民，人均年分配收入3.5万元，在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保障之外，还实现了人人有股份，从村民变成股民

戴着“中国十大名村”、“华东最大市场村”等众多桂冠，在全国十大杰出“村官”的驾御下，九星村12年间已培育出500多位千万富翁，演绎着新农村运动中上海版的“村强民富”的时代样板。

富民运动

仓廪实而知礼节，新农村的基础是民富，最高追求是村民获得精神上高尚完善。

“三有”新农村

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5年本市亿元村有428个，比上年增加了72个，增长20.2%；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比重由上年的18.9%上升到22.8%。其中，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和马桥镇旗忠村排在全市前两位，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3亿元和1.7亿元。

除了富裕之外，“九星模式”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九星所代表的村民股权改制，在上海市郊今后的新农村建设中，将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上海市农委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这样评价九星。

九星村位于上海西南市郊结合部,隶属闵行区七宝镇,其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紧靠外环线西一大道,相连顾戴路、漕宝路两个匝道出入口。

8月9日，《中国经济周刊》第三次到九星“村部”—上海九星实业有限公司采访，总算没有扑空。但扣开门后随即被告知 “吴总正在接待外省来的客人”，要求记者稍等片刻。

吴总就是正在“热销中”的“上海第一村”九星村掌门人吴恩福。

在摆设古典的超大办公室里，墙壁上白色留言板显示，吴恩福一个星期之后的工作已经排满。“刚从深圳讲课回来，下午还要到区里开会，吴总实在忙不过来。”负责办公室的张小姐向记者解释。

干练、神态自信，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会完两拨客人的吴恩福，接待了记者的采访。

他的名片上，印着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头衔。

“我对新农村的理解是‘三有’”，吴恩福开门见山，“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保障，人人有股份。”

“有了股份，农民才有长期的实惠。实际上，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两种分配方式同时存在于我们的企业内，再加上养老金、医疗保险金以及失业保险金的保障，九星的村民可说是‘三保险’。”他笑着告诉记者。

“农民失去土地，常常意味着失去以后生活的依靠。失去土地的农民若获得政府安置，其后半生依附于所在单位效益。

“我看到许多农民扬眉吐气当征地工，又灰溜溜当下岗工，生活同样无着无落；如果政府不安置，那是真正的‘失地即失业’！”吴恩福说。

实际上，九星村已经没人种地了。

记者了解，2005年底，九星完成了对其20%资产的股份制改革试点，原牛头浜管理区股改完成后成立了九星物流公司，全体村民3757人，变成股民，成为资本市场的主人。

“村民成为真正意义上集体资产的所有者；同时新成立的九星物流公司也是个权责明确、产权明晰的现代股份制公司，是民营经济，也是集体经济。”吴恩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改制是解决农村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现在的体制不适应新农村建设，新农村需要加快改革。农村集体资本‘人人有份，又人人没份’。”

“这种无制度规范的集体经济对村领导是很大的考验，我们只能凭着自己的责任心和良心做事情。” 吴恩福取下宽边金丝眼镜，“九星村的改制难度很大，因为村大、人多，关系错综复杂，资产总量大，利益关注焦点多。”

年末全部股改到位

“难度大，也得改，这体现了一种权威。”8月8日，九星一村民告诉记者。

记者调查了解，九星此次股改采用“现进现出”的方法，对资产按现行价格评估，再由大家出钱认购，得来的钱再分给老百姓。改制的资产中并不包括公益性资产，而仅限定在经营性资产的范围。公益性资产约占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中40%的份额，如路、桥梁、卫生室、幼儿园等，这部分资产用于保障村民福利，一部分用以服务经济发展。

“这样可以让大家记牢手中的股份是自己出钱买来的，在思想上更珍惜；有了这次成功的改制试点之后，剩下的80%资产在今年年末也可以完成。”吴恩福向记者透露。

农龄核算与集体资产评估量化是整个改制过程的重点与难点。据悉，九星村制定农龄统计细则，对每个村民的农龄张榜公布，并成立四个农龄核准小组，通过接待反映、召开群众座谈会等各种方法提高统计准确率，直至每个村民确认。

而实施资产量化到个人时，把握“户口在村，劳动在册”原则，按照村民的贡献率评估其应得份额。

“从九星看，村民与村之间的四种关系：既有居住关系，又有劳动关系；虽有居住关系，但无劳动关系；虽无居住关系，但有劳动关系；既无居住关系也无劳动关系。这种居住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变化，既有普遍性也有九星的特殊性。”吴恩福十分习惯要点式总结。

“不管村民与九星是哪种关系，都有股份分给他们，因为毕竟他们都为集体资产的积累作过贡献；同时，这样也有利于整个村子的稳定以及股份改革的顺利进行。”他补充。

7月25日，上海市市长韩正向媒体表示：“推进新郊区新农村建设，关键是要把握好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这一规律，把重点放在发展农村经济上。要努力提高生产的规模化和组织化程度，以技术创新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上海有能力、有条件、有基础率先走出一条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基础设施建设与村民福利齐发展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统计信息表明，2005年九星村实现可支配收入3.3亿元，劳均收入3.5万元。村富带来的结果是村民的生活日渐富裕，各种各样的补贴与收入帮助村民实实在在提高了生活质量。

吴恩福介绍说，今年村里为已经迁居城镇的643个农户每人发放物业补贴1200元，比去年提高25%。

物业补贴只是村民幸福生活的一个侧面，除此之外，全村先后投资修建23条总长20多公里的道路，建造8座桥梁，50多座标准化公厕；全村700多名6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发放养老金448元；村民子女上大学、读硕士，每人每年分别补贴5000元与8000元；去年实行集体资产切块改制，平均每个村民量化兑现1.8万元……

“去年光是旅游费，每人就发了8000元”，吴恩福红光满面，“其它过年过节发的慰劳费和物资，就更不用提了。”

九星村有三座“善事堂”，村里人在这里办喜事是免费的。

“今年，还要增加三个部分的福利”吴恩福表示，今年将为830位老人涨退休养老金，从448元涨至548；另外如果村民不使用村里提供的场所举办婚丧喜事仪式，将可以得到2000元补贴；“我们也着手为市场内招收的临时工缴纳三金，为所有劳动者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

《中国经济周刊》从上海市规划局获悉，九星村的市场将变成上海市区最具现代程度的物流中心。

“这将意味着，九星村民将拥有衣食富足，精神充实，生活完整的社会主义小康生活。”吴恩福高兴地对记者说，“村与民有四种关系：村穷民富、村强民富、村穷民穷、村强民穷。那么，九星村已经达到了“村强民富”的理想状态。”

寻找村级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土地、区位、自身优劣，催生了“外三产、内工业”的战略大调整，而这背后，抹不掉的是烙有革命性和时代性的个人印记。

九星发展之路：村办市场

从九星村委会那幢器宇不凡的大楼看出去，纵横交错的道路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商铺和住宅。

临街的门店前，停靠着各色汽车，有轿车、也有许多小卡车，更有蹬着三轮车四处搬运货物的工人忙碌地穿梭；而车子的牌照显示它们来自全国各地：冀、晋、蒙、 辽、吉、黑、沪、苏、豫……看到这些，会使人感觉置身一个全国大市场。

如果不是背靠上海大市场，九星会成就今天的模样？记者问。

吴恩福反问了“上海城郊结合部的村子多的是，又为什么是九星发展得好呢？！”。

村级经济的发展，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事实上，受地理位置的影响，沪郊农村发展村级经济的思路也各不相同。像近郊的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梅陇镇华一村，充分利用中心城市向外扩展的需求，为村级经济找到新‘增长点’。”闵行区领导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这位领导介绍说，九星通过兴办大型综合性商品批发交易市场，成就了今天；而华一村瞄准的是“楼宇经济”—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华一村地处漕宝路中段,紧靠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走资产经营路子，发展“楼宇经济”,从1998年起,华一村跃入了上海市综合实力百强村的行列。村里的标志性建筑华一实业大厦，引入佛跳墙餐饮、大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普利斯通轮胎中国总代理等公司入驻，年租金收入1600多万元。

10年间，九星从一个全村劳力年均收入不足3000元的贫困村庄一跃而为上海市356个亿元村之首。到目前为止，更是培育出500多个千万富翁，涌现出四千多位创业老板。

“在九星村的发展进程中作为村官的共产党员充分发挥了党员的积极性和先进性。他们代表着党的形象，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带头人，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监视基础。”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范德官如是评价。

一个时代的个人传记

村民的眼里，九星和吴恩福是连接在一起的。

1952年出生的吴恩福是土生土长的九星人，是个快意恩仇的爽快人，脸上总挂着憨厚的笑容。在九星村办市场扬名上海滩之后，各种荣誉接踵而至；九星村民的生活也日新月异。但吴恩福每提及自己的身份，言必称“我是农民的儿子”。

1966年，吴恩福初中毕业，考入七宝中学，但适逢文化大革命，再加上家里穷交不起学费，他便回家务农：种田、养猪、种棉花、搞副业，他都干过。有一阵子，搞粮棉高产的试验，吴恩福种的11亩棉花地亩产皮棉213斤(当时平均一般亩产难超100斤)，成为乡里的挂红花的模范，还前往各个村交流经验。

而在1994年，干过五年生产队副队长、五年生产队长、十年工业大队长的吴恩福临危受命，掌舵九星。

1994年，九星村劳力收入全年不足3000元，村子所办的几个联营厂都经营困难，村子欠债1780万，而村子的集体总资产不过2100万，负债率高达84.8%，村子两年多发不出退休金，更不要说报销村民的医药费了。

“当时投资620万元建造的电线电缆厂，年终帐面利润只有2万元，仓库里成品堆积如山，呆滞资金500多万，均为应收销货款以及库存产品，厂子已根本无利润可言。”说起自己刚接任九星“村官”时村里工业发展的窘境，吴恩福记忆犹新，“但是为了履行协议，机器还要继续转，就需要不断往里投钱。要解决企业这种持续亏损的状况，就需要‘壮士断腕’的魄力。”

于是，吴恩福将企业与村子剥离，采用“合作形式，租赁性质，独自管理”的方式，对外招标，由经营者管理。这步棋犹如帮流血不止的病人止血，使得九星避免了进一步亏损和负债。

土地是农村人赖以生存的“命根子”，而九星村于1996年11月与临近的东风村合并，拥有4500多亩土地，但随着上海外环线建设以及房地产开发，九星村先后失去2/3的土地，只剩下1600亩土地。如何利用好这珍贵的1600亩土地，成为全村村民致富脱贫的重要出路。

即使是如今市场繁荣、村民生活稳定的时期，吴恩福仍旧保持着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在没有应酬的晚上与人杀盘象棋放松神经，或者叫上村里几个负责人一起兜市场；边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边绕着市场跑步……

上海城郊“种砖头”

“我用四句话来概括95年时九星村的状况”，这位深受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影响的村官喜欢用几句话来作概括，“效益低下、经济贫乏、债务缠身，困境难以摆脱”，“但我跟大家喊了多年口号，要九星奋起直追！”

1995年，吴恩福给村子定下“外三产、内工业”的发展思路，外围借助城郊结合部的交通优势，兴办第三产业，而在村子里搞一些小工业。“三场一路”：大型停车场、农贸市场、养鸭场和虹莘路一条街，“一年半时间，一下子就赚了1500万。”

养鸭场在最初开办的时期内因为没有过多同质产品跟风进入市场而利润颇丰，九星养鸭场曾一度达到240万只的规模。但很快周边村子也办起了养鸭场，物多价贱，鸭子价格下降，两年后，九星放弃了养殖业的发展。这也印证了九星不做农业的思路。

农贸市场1995年筹建，设有300多个摊位。农贸市场既担负了附近村民以及城市开发后进入该区域居民的消费品需要，也发挥了集散周边养殖产品的功能。这个市场发展红火，当年即实现赢利30多万元，更伴随着这个区域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口迁入，市场也越发红火起来。

虹莘路商业街的建设，正迎合了村民与居民对小商品的需求，随着这个地段越来越繁华，商业街也聚集了人气，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占地100亩的大型停车场每年为九星带来几十万元的利润，后随着上海外环路建设，对货车的限制区域外移而停办。不管是停车场还是仓库厂房出租，土地上的产出收益比并不高。因此，九星需要改变思路，经营好手中宝贵的1600亩土地，让土地升值！

九星的发展壮大，最根本的原因是把握住了投入产出比的经济规律，就是抓住了“低成本投入、滚动式开发”的特点：通过创造市场氛围，用较少的自由资金调动大量的社会资本。吴恩福把这种经验总结为“种砖头”理论。

九星在最初建市场的时候，定位不高，走低端路线，用较低的房租吸引经商户，再用较低的批发价吸引消费者。以压低商务成本的方法达到减少投入、降低风险的目的。很快，九星汇集了一批中小客商。

九星市场已经经历了三次升级：第一次建设“三场一路”，即大型停车场、农贸市场、养鸭场和商业一条街，实现从生产型农业向市场型农业的转轨；第二次建设九星商行，九星走上发展纯粹第三产业的道路；第三次升级是成立了九星综合批发市场。

村办市场的成功探索

农民致富靠什么？农业、工业、房地产业？九星村因地制宜选择了村办市场。

艰难的寻找

“九星村办农业，行不通！”吴恩福首先否定了这个出路，“产出低，一亩田地年收入不过千元，九星人均三分地，只能糊口，谈何致富。况且，发达的交通已经拉近了农村与城市的距离，处于上海郊区并且业已部分城市化的九星，劳动力成本上升，同全国千千万万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农村相比，九星发展农业已经毫无优势可言。”

“搞工业？”吴恩福向记者摊开双手，“当时全国众多农村选择工业化、搞乡镇企业的路子，但乡镇企业也有先天不足，九星也面临办工业带来的风险，既缺少资金投入，也无专业人才。”

而当时的国情是，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尚且发展困顿，多以为国企做配件生产的村办企业的发展更是前景不甚明朗。

“搞房地产开发？看似有大笔资金进帐，但实质是‘卖地’，是对未来资源的一种挤占，如果把收入分摊到未来的几十年中去，其所得不过是极少的年租金而已。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生计将无以依托。”看多了“失地既失业”的吴恩福拒绝重蹈其他村的覆辙。

吴恩福明白：上海近十多年来的城市开发，引发对土地需求的膨胀，其结果是让许多的郊区村子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村民成为市民，而作为代价的是村子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事实上，上海许多郊区的村子就是这样，一步步地高楼林立，或者厂房林立，同时村子失去土地，村民成为市民，获得政府安置，至于安置之后的结果，则要看个人所在的单位的效益。确实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扬眉吐气当征地工，又灰溜溜当下岗工；也有农民被征地补偿一次性买断而自谋职业。

破冰“村办市场”

“九星商行”是九星推出的第一个村属商业市场。当时的政策并不允许村级办市场，政策规定市场只能由工商部门来办。虽然取名为商行，但其提供场地、对外出租的性质，却是市场的范畴。

上级领导部门给了九星足够多创新的空间，在九星所属的七宝镇工商所向闵行区工商所作了汇报后，上级部门给出“试一试”的结论，由此，九星顶住压力开始了村办市场的探索。

1998年，政策瓶颈得以松动：这年7月，经闵行区人民政府批准，由闵行工商局注册颁证，九星综合市场正式成立。

于是，从8月至11月短短的3个月时间，九星村办起了五金、食品、南北干货、胶合板、农副产品五大批发市场。如今，更成功开设了包括五金、陶瓷、灯饰、石材、钢材、电器、茶叶、窗帘、家具、玻璃、菜场、水产、胶合板、防盗门、不锈钢在内的二十多类专业商品分市场区。

目前，九星村建成了占地面积10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营业用房1万多间、分设22个专业区域的上海规模最大的市场、吸引了全国各地5400多户商家、18000余名经商务工人员，被誉为华东地区最大的市场村和申城市场的航母。

这几年，九星村的经济效益始终保持着高位增长的势头：2005年，实现农方收益33132万元，净利润18035万元，上缴国家税收8502万元，劳均收入35000元。迄今，已经连续两年在上海市特色亿元村排行榜中名列第一。

而在今年4月16日，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授予了上海郊区12个村“中国特色村”称号，九星村以其村办市场特色，荣获这一殊荣。除了特色经济村之外，此次评选还归出“农业精品村”、“民主管理特色村”、“民俗文化特色村”共四大类特色类型村庄。

九星模式，不可复制？

90年代的上海，经济发力，城市大发展、大建设催生了房地产热潮，带动建筑行业的火爆。而上海对房屋的需求有其非常特殊的原因：当时，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仅2平方米，而城市人口的迅猛增加，更推动了对房屋的刚性需求。

正因为九星起步时赶上上海对建筑装潢材料的巨大需求，九星才得以借助构建建筑装潢材料市场起步。如今，九星市场已成为经营以生产资料为主，建筑装潢为辅的多品种大型综合性批发零售市场。

如果不是上海房地产开发业的火爆，是不是就没有如今的九星？

从前九星是远郊区，手中的土地没人看得上；同时，1600亩的土地足够建立市场，因为市场不是只有零星的土地就可以建起来的。随着上海城市化的推进，九星成为近郊而后是城郊，这个时候要再去想拿这块土地就要付出高昂的市场拆迁费用，这也是九星市场得以保留的重要原因。

九星的成功在于那套“种砖头”理论，其核心是“滚动发展模式”，九星十年里建造了60多万平方米的市场，由小到大，这期间，没有一分欠债。在建仓房没有钱付工程款时，采取的办法是给工程队免半年或者一年的租金，以商招商，而后再回收。以后的改造思路也是从低端到高端，不求一步到位。

另外，九星介入市场的时机非常微妙，80年代做，人们的思想还跟不上；进入20世纪再跟风做市场，门槛必然高出许多，并且已经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正是在90年代后期，在改革开放程度较高的时期，九星进入市场，得到政策的扶持，在用地性质合法的前提下，走出村办市场的路子。

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大环境下，九星摸索出了一条“村办市场”的新路子。（记者 张俊才 张倩/上海报道）

三分地上搞创新

上海市闵行区有个九星村，人均三分地。三分地使他们长期背着“负债村”的包袱，三分地又使他们一跃而成为上海的首富村。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对这三分地怎么用。

土地是农民的劳动对象，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土地是农民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地。无论是按照宪法还是按照半个世纪以来的一个又一个具体规定，农村土地包括非农用地，其所有权、支配权、经营权、使用权和处置权，都归之于农民集体。因此，农民就应当在这几个权上下功夫。九星村比较来比较去，决定把村民的三分地集合起来，因地制宜，建了个综合市场。市场不断扩大，日益兴旺，村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外地人夸他们走的是“市场强村”之路，学者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赞扬九星人发明了既不同于“级差地租Ⅰ”，也不同于“级差地租Ⅱ”的“级差地租Ⅲ”。变农田为商场的“级差地租Ⅲ”是九星村民的生财之道，一亩地收益几十万元。(见注)

地是集体的，权是集体的，有关集体土地的大事要经集体讨论，由集体决定，这也是九星村的成功之道。办市场是他们最终的决定。在决定之前他们讨论过“农”、“工”、“卖”等多种方案。卖，拿一大把钱，一时痛快，先是“高高兴兴去当农民工”，到后来却落个“灰溜溜地当下岗工”，不是长久之计。他们没走前三条路，最后才选择今天这个最佳方案。最佳方案是选择的结果，是集体的智慧。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领导，办事不喜欢听不同意见，这不仅是不民主，而且还有点愚蠢。他们权迷心窍，忘记了“没有多种方案，就没有最佳方案”这个小学生都懂得的常识。

九星村成功的关键还有一条，那就是干部以身作则。九星村之所以能建成上海市规模最大的综合市场，与其说是从土地上建起来的，还不如说是从住宅变出来的。道理很明显，如果说家家都住一套占地面积很大的别墅，还有土地建市场吗？市场还能大得起来吗？市场大了，住房小了，这在九星村“三分地上忙创新”的开始是很难办得到的。住房小了，小伙子找对象就困难了。要承受住房小的压力，就要靠干部带头。被评为“十大杰出村官”之一的九星村的党支部书记吴恩富，他的住房直到现在都是村里最一般的。没有这一条，谁肯让出宅基地？不过，九星村如今已经进入良性循环，他们从“住宅小、市场大”，进入了“市场大，收入高”，又从“收入高”，进入了“住房大”了。

在工业化之初，无不是以农养工。在工业化之后，转而是以工养农，这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业反哺农业”。工业反哺农业是工业报答农业的养育之恩。列宁坚持反对强制转让农民土地。他认为，强制转让农民土地是君主主义思想。法国实行以工养农，农贷增加七倍，给政增加了几乎难以承受的负担。可是，法国政府却说，这是“愉快的负担”，这句话是耐人寻味的。

对于今天的新农村建设而言，农民不仅要由贫困走向温饱，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农民从温饱走向富裕。

注：级差地租Ⅰ是由于土地肥沃程度和地理位置不同而产生的级差地租，其内因是优劣不等的土地耗费了不相等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级差地租Ⅱ是指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投资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所产生的级差地租；级差地租Ⅲ是指面积相等而用途不同的土地之间因劳动量的容纳能力不一样而产生的地租率的差别。（文/邓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