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治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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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来说治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中央的未来五年反腐败工作规划的目标来看，主要是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如果这五年能够把腐败蔓延这个势头遏制住就是成功的。
作者：任建明
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持续升温。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已有近40名省部级及以上高官被查，尤其前不久周永康因严重违纪问题被立案审查，使得中共反腐备受外界关注，同时外界也产生了中央反腐会不会松点劲、歇一歇的猜测。
中国网日前特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深度深入探讨如今的反腐形势。
中国网：一段时间来，不断有高级官员因为贪腐、违纪被法办的消息公布。据媒体报道，十八大以来，超过35名省部官员落马。是否可以说反腐已经由治标转向治本？
任建明：从过去二三十年的经验来看，反腐的形势是越来越严峻。因此，中央也做出这个判断——形势依然严峻。从十八大之后，我们不仅看到领导人的决心，也看见了反腐的力度。我个人认为，十八大有望成为我们反腐败工作的一个转折和分水岭，因为更容易看到遏制腐败乃至战胜腐败的希望。
但是，说反腐已经由治标转向治本，还差很远。腐败发展蔓延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腐败问题的存量是相当大的，十八大之后查处的腐败案件的总数，包括省部级以上“老虎级”数量都有很大增加，但是相对于现存腐败的存量来说可能还是冰山之一角，要能够把治标进行到底的话，还需要很多工作要做。
十八大之前的几年里，每年查处的案件总数大概是12万件，2013查处的案件数量为18万，我认为2014年查处的案件可能又会翻倍。
王岐山书记在几次讲话中强调要形成领导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王岐山书记还是在解决不敢腐的阶段。十八大之后，把依然不收敛的官员作为重点对象，这表明还是有人在顶风腐败，包括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现在如果能说把“不敢”的震慑作用发挥出来的话，就能让新发生的腐败有显著下降，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大量工作。
所以，从长远来看治本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避免查不甚查。但是目前来说治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中央的未来五年反腐败工作规划的目标来看，主要是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如果这五年能够把腐败蔓延这个势头遏制住就是成功的。
中国网：最近周永康被调查，在中外都引起很大反响，就有一些观点认为说，从反腐败的角度看，确实意义重大，而从另一角度讲，如果拿出捉拿更大的“老虎”，会不会影响到经济社会的稳定，影响到改革大局？
任建明：至少在短期内，反腐败与稳定，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会是两难的问题。反腐力度加大，查案数量越来越多，查出的腐败案件数量的增加，客观上是对执政党的形象，对改革大局，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冲击，这是我们应该不讳言的，反腐的过程当中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这需要领导人的决心，领导人的智慧。
中国网：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7月29日召开会议，决定2014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研究推进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这对反腐败工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任建明：依法治国对于预防腐败、惩治腐败都有非常重要、非常直接的意义。彻底战胜腐败，其实很大程度依赖于法制。目前，我国法制的发展还是处在比较低的层级阶段，可能恰恰是说反腐对于法制的发展是有促进的作用，也可以说反腐作为法制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中国网：中央的巡视组在当前的反腐败工作中起到的很大的作用，但是，也有人担心，未来这种巡视工作一旦回归常态，反腐会不会回到原来的困境当中？怎样看待中央巡视组在现在反腐问题当中的作用？
任建明：巡视组分为中央和省两级，中央派出巡视组对省级地方进行巡视监督，各省派出巡视组对其县市进行监督，这是过去巡视条例的安排。十八大之后，对于地方、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全面覆盖。
在现阶段看，巡视在监督体系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曾经把它称为“杀手锏”，对于反腐败工作来说还是很有效的手段。
但巡视组也是整个监督体制发展完善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的产物。首先它不是从来就有的，十六大之后才逐渐提出建立巡视制度，因为我国现有的监督制度不能够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所以才在政府层级内组建这样一个特别层级内的上对下的监督，所以我觉得随着未来监督体系的完善，巡视组有一天会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网：在八项规定、纠正“四风”的风暴，以及强力反腐的形势下，很多官员以及一些公务员觉得不适应，会听到这样的声音：紧箍咒多了，不想干事了；违规风险大了，不敢干事了。因“为官不易”，索性“为官不为”，对此如何评价？
任建明：我也是看到媒体上有一些讨论，甚至有人觉得现在当官风险又大又清苦，没有什么好处，工资只剩一点点，甚至有想离开公务员队伍的意愿。
应该说，在一定程度将，这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在腐败严重的情况下掀起反腐风暴，短期内会有一些负面影响。
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腐败有利，认为腐败是经济发展中的润滑剂。从短期来看，腐败是会有这样的作用——过去官员工作积极，办不办事就是靠贿赂，官僚机构的轮子就是靠这些东西来润滑。
但是经过国际上更多学者长期研究证明，如果靠腐败来润滑经济的话，最后轮子越转越慢，需要的润滑油越来越多。不能因为短期的一些负面效果，看到表面上的问题就怀疑反腐是否该进行下去，这恰恰是因为过去很长时间放任腐败的结果。我们要坚定，避免重蹈过去半途而止的覆辙，要坚定信心。
另外，要建立健康的科学激励机制。公职人员应该通过努力工作得到应有的报酬。应该是通过正当的，合理的，透明的制度予以保障。
中国网：“反腐赦免论”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论调？
任建明：首先，反腐败一定要进行到底，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进行到底，需要很认真的去考虑，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策略。
其实，内地过去历次运动中，包括反腐败，并没有很严谨全面地使用特赦策略。即使建立“赦免腐败特区”，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要采取的一种策略。这需要权衡——使用这个策略肯定对法制的原则有损害，因为某些人显然违反了纪律，之后又违反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应该被赦免，但是有时要兼顾考虑到更大的目标，要从大局出发。
另外，特赦的政策界限要制定的科学，合理。要严格的执行下去。所谓的“特赦”，其实是有条件的特赦，如果贪污官员不是被别人揭发而是主动坦白的，符合所有条件才能所谓的从宽，但是从宽免除只是部分责任，建议是刑事和行政责任，但是经济和社会的责任不能赦免，贪污受贿官员腐败所攫取的好处要充公，腐败造成的损失要赔偿。
中国网：中央巡查组查出21省地产腐败达95%，多名高官因房落马，地产腐败成了重灾区，再联系到之前能源局以及石油系统腐败窝案，这些涉及到高额利益的行业，往往是腐败高发区。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来防范？
任建明：总体来看，我国的腐败问题比较多，情节比较严重，具体要分析一下的话，其实就是说在各个领域、部门、系统腐败的程度有差别。
我们可能关注到有些高发领域，查处的案件大多分布在政府采购领域、房地产领域、建筑工程领域、干部选拔任用领域，以及司法领域或者医疗教育领域。
然而全国的交通厅，交通系统，跟土地房产相关的，房地产有很多涉及到土地批租，规划，建设，在建设过程中还是有很多方面需要审批，这个领域资金密集，腐败的机会很多，造成腐败数额也很大。
“重灾区”毫无疑问就是这些领域。严厉惩处是一名贪污受贿官员是治标，因为主要原因不是人的贪婪的动机，而是这个领域的制度存在普遍严重的缺陷。因此要去审视这个领域的相关制度，要把漏洞给堵上——显然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研究制度预防腐败，就是要从制度上把腐败的机会消除。
中国网：您认为，在反腐当中的海外追赃过程中，最大困难是什么？成立国际合作局能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任建明：其实这的确是现在反腐败国际合作里面一个非常棘手困难的任务。
腐败转移的赃款，当然希望百分之百能追回。但是，赃款流入他国，就意味着各种各样的现实利益的流入，各个国家政策又不是特别一致。
目前反腐败国际立法，像联合国的两个公约，约束效果都很弱，所以现在最主要的合作还是靠双边，国家和国家之间签订引渡条约，司法互助条约。
中国在双边合作上确实还是比较滞后，特别是跟西方的欧美发达国家比，跟中国真正有合作的国家较少，中国的贪官最容易逃去地方，恰恰是合作比较弱的国家，所以这应该说是多年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任务。
如果外逃的贪官把移居海外看成规避反腐风暴的一个有效途径，那就会严重抵消现在反腐所做出的努力。所以现在一定要把这个巨大的洞堵住。因此，要开展国际的合作，探讨双边合作，推动反腐实质性合作。
中国网：现在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很多官员信风水，信“大仙”等，所谓的“大师”王林结交各种高官名流就是最好的注释。这反映什么样的情况？怎么样去重新建设官员的价值观？
任建明：其实这已经成为一种很强的歪风。首先，要用正切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去教育党政领导干部。其次，要反对封建迷信，要树立科学的信仰。另外，相关制度也是要改革，包括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干部知道了选拔制度，就不会去找所谓的“大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