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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赔偿法修正案为何难付表决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2009 年 11 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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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草案尚有三大焦点问题仍存争议

10月27日,关于修改国家赔偿法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表示:“如果意见比较一致,作进一步修改后,由本次常委会审议通过。”但是,在10月31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决定草案没有交付表决。

国家赔偿法已经实施了14年,1995年出台时被誉为“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成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2008年10月,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首次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本次是第三次提交审议。

在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巡视员、副局长何绍仁透露,决定草案未提交表决的原因是,在审议中,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草案的有些规定,如“赔偿原则”和“赔偿程序”等方面的规定,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关于修改国家赔偿法的决定草案拟继续深入研究、修改。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决定草案尚有三大焦点问题需要解决。

焦点一:新增免责条款保留还是删除

胥敬祥,河南省鹿邑县杨湖口乡闫胥庄农民,从1992年起,在几乎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他被错捕、错判,含冤入狱13年,于2005年3月15日被无罪释放。2005年6月,他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最终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刘品新曾评论说,现行国家赔偿法给司法机关“规避责任”留出了太大的空间。

学者所诟病的,其实是在国家赔偿法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赔偿原则———“归责原则”,即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根据。因为现行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一规定中的“违法”二字,决定了我国国家赔偿的基本原则为“违法归责原则”。据此,即便胥敬祥案的结果错了,但是如果司法机关能证明自己办案的法律程序没有错,胥敬祥便得不到国家赔偿。

让学者欣喜的是,决定草案把“违法”二字去掉了。决定草案将原法条修改为“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就等于认可了‘结果责任原则’。”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表示,这意味着不管办案机关有错没错,违法不违法,受害人只要受到了不应当受到的对待,就有权利请求赔偿。

对此,委员们也有不同意见。本次分组审议中,周声涛委员表示,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利用国家赔偿法进行赔偿。但是在处理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和严重打砸抢烧事件时,为了平息事态,维护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在紧急情况下,“该抓的抓了,抓了以后,通过甄别,该放的就放”,对此,“适用国家赔偿法,操作起来有难度”。

记者注意到,决定草案第十九条规定了七项免责情形,其中第四项是新增的一项,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基于同一违法事实,依法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处分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我认为这既谈了刑事处罚,又谈了行政处罚,完全是两回事。这样规定的话,可能会使有些机关免责。”严以新委员直言不讳:“这是一个矛盾,建议删除这一项。”

焦点二:赔偿范围应否扩大

日前发生在上海等地的“钓鱼执法”事件备受公众关注。在分组审议时,陈秀榕委员建议,在本法中加入可对“钓鱼式执法”等不正当取证的行政行为提出国家赔偿的规定,以严格控制类似不正当行政行为在一般行政事件中的滥用。

最高立法机关关注民生,紧扣社会热点,不止于对“钓鱼执法”的关注。今年初发生的“躲猫猫”事件也引起了委员们的深思。

记者看到,决定草案新增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草案三审稿还将“看守所”也纳入了赔偿义务机关范围。相关条文修改后,刑事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由原来的“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变为“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

在本次常委会审议期间,也有学者对“看守所”列为赔偿义务机关有不同看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王贵松表示,无论从看守所的主管机关(公安机关)还是从其自身职责上来看,将其认为是现行国家赔偿法的赔偿义务机关都是顺理成章的,没有必要再“纳入”,这一修改属于“可改可不改的内容”。

在国家赔偿法实施的14年里,“国家赔偿的范围过窄”,受到的指责较多。草案三审过程中,有部分委员针对“赔偿范围”进一步提出了建议。

“对受到伤害的进行经济赔偿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死亡的也一样给予经济赔偿,我认为值得推敲。”杨永良委员认为,修改后的行政赔偿的范围中,5项里面有3项都涉及“死亡”,如第三项便是“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如果打死人以后给点钱就完了,相当于“花钱买命”,往往会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他建议对“死亡”这两个字给予慎重考虑。

另一项“扩大国家赔偿范围”的规定,体现了最高立法机关的人文情怀,即草案明确列入的“精神损害赔偿”。草案一审稿、二审稿和决定草案均规定,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在草案二审期间,何晔晖、姜兴长、范徐丽泰等委员认为,草案的这一规定较原则,随意性大,操作性差,法官的自由裁量与当事人的请求之间存在扯皮空间,建议对精神损害赔偿予以细化,进一步明确具体计算标准。

在10月27日决定草案提请审议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表示,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问题,法律委员会经同有关部门和法律专家反复研究认为,考虑到国家赔偿案件情况千差万别,非常复杂,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在实践经验不足的情况下,不宜在法律中作出具体规定,可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由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来源: 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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