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前，深圳市蛇口区成立了旨在为社会和企事业单位提供安全保卫服务的保安公司，由此，标志着一个新兴的产业——保安服务业在中国广阔大地上诞生了。

保安业已经存在了24年，在这些年里，无论是保安行业的主管机关，还是从业人员，都在为中国保安业的健康发展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保安业务已由单一的人力防范，发展成为集人防、技防、犬防、押运、保安咨询、劳务输出等为一体的全方位的保安服务网络；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保安服务管理条例》(草案)已经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保安事业已经真切地走进了每个人的生活中。

如今，保安组织已是一支拥有300万人的大军，他们在维护社会治安、服务经济、满足公众安全需求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人民公安不可缺少的帮手。社会需要保安，保安也需要法律的规范和保护。

保安员的生存现状

一个夜总会保安的酸楚

陈金山，22岁，蜀中乡下人，当过兵，现在苏南昆山一家夜总会里当保安。晚上6点上岗，凌晨两点下班，他的工作就是，行走在满是KTV包房的楼道里，看到酒后无德闹起来的客人管管；“小姐”间起了纠纷，他也劝劝；“妈咪”间有磨擦，他提示公关经理摆平。这些事不大，可弄不好，就会酿出事端。“小姐”和“小姐”、“妈咪”和“妈咪”吵吵闹闹不可怕，可怕的是她们身后的男人，这些男人要是被“受了委屈的女人们”叫来，可就不是三言两语能化解得了，恐怕要报警了。

因此，在没闹出事端前，他就要把事儿平掉。陈金山当过武警，有功夫，三、两人近不了身。客人来了，要机灵点，看穿戴、做派，听嗓音，就要知道来人善不善，有毛病的盯得紧点儿，要交代服务生，送酒水，眼睛灵光些，看看吃不吃“粉儿”。毒品是大事，老板、服务生和保安捆绑提防，KTV里吸了毒，大家都不得好。

年前，有一天进来一伙客人，有个“蓝头发”，他看那家伙就不顺眼，后来，服务生和他说，“蓝头发”手里有“粉儿”。他推开门，“蓝头发”正往外走，他没有将“蓝头发”拦下，因为他没权利搜身。

陈金山在夜总会干了两年，只遇上这一次“准吸毒”。他说，这种事儿最好别碰上。

打架的事遇上过几次，有客人之间喝点酒红了脸的；也有外面的人寻进来，为某个“小姐”长脸的，都让他平了。能调则调，调不了就报派出所。派出所威望高，来闹事的，听见派出所仨字，就不闹了。

客人大多尊重他，也有人冲他指指点点的，他都忍了，他不愿失去工作。虽说从KTV里挤出五音不全的怪调和嗲声嗲气浪语他不太喜欢，可他分得清，这些人只要不犯法，也是他服务的对象。

每月一千四五百元的工钱，够他在家乡挣半年，自己煮饭，月底能攒上千儿八百，他挺知足。可是，每每客人结账，甩出大把票子，他心里又会冒出些许酸楚，随便一个包房的消费都高过了他一个月的工钱。

一个小区保安的幸福观

孙立鹏第一次离开家乡才19岁，眼下已经7年了，他家在辽宁一个贫困县的乡下。那会儿，他的想法简单，就想让日子过得比父辈们多些色彩。

孙立鹏一到北京，老乡就介绍他到望京小区当了保安员。在小区里巡逻，白天夜晚“四班倒”，日子单调，可孙立鹏喜欢，他喜欢分辨每个从眼前过来过去的业主，他会试着从他们的衣着、举止猜测他们的身份。日子长了，他就能认出哪个是小区里的人，哪个是外来的。7年后，他成了望京A4小区最有“资历”的保安员。

当年和孙立鹏一起来这儿当保安的没剩下几个，可孙立鹏没动窝儿，他喜欢这工作。作为班长，孙立鹏手下有160多名保安员，这些人通过对讲机向他汇报情况，他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挺神气。

7年的保安生活，孙立鹏有过快乐：当他和同伴们抓到小偷送到派出所，当他和同伴们把非法张贴小广告的人送到城管队时，他快乐；他也有过委屈：当看到业主违规乱停放车辆，他去劝说反而遭到辱骂时，他委屈；他也有过自豪：去年一栋楼里公用天燃气阀门在凌晨突然漏气，火苗从一楼的设备间窜到五楼，孙立鹏和同伴们边报警边救火，还要一户户敲开熟睡中业主的门，指挥他们平安撤离，这是他的自豪！

孙立鹏更多的感受还是对职业的满足，公司管吃住，上各种保险，每年还有半个月的探亲假，报销来回路费。公司从不欠薪。他说，人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应该干一行爱一行。

孙立鹏26岁了，刚结婚，妻子是他老乡，也是他探亲时带出来的，也在望京小区做家政。孙立鹏是村里第一个走出去的年轻人，7年里，他不仅把妻子、妹妹带到了北京，还把十几个年轻人带出了偏僻贫困的小村，他挺幸福。

一个学校保安的美好记忆

范强松，24岁，河北沧州乡下人，来北京这所高校做保安前，在家乡做过3年保安，现在正参加自学考试想改行。

从乡下来，又在高校，范强松本来并没想急着改行，他初中毕业，文化不高，保安员的文化程度要求又不高，他为什么急着改行呢？

一个是经济原因；另一个是他把自己的尊严看得太重了。关于前者，他说：我挣得太少了，一个月才千把块钱，也就顾了自己的嘴，要想成个家就难了；关于后者，他说，因为去年的一件事，他感到了屈辱，才下定决心改行。

学校有规定，出租车不能进出学校。但作为门卫，范强松通情理，要是看见出租车给学生拉着行李，下了车实在不好走，他也会放行的；碰到有些只拉人的车一定要进，只要登记也会让进。可要是车上只坐着人，没有行李、又不肯登记，他就会和他们理论。

问范强松究竟受了什么屈辱？他不愿意再讲过程，只说了结果：要坐出租车进校门的一位先生不但和他发生了争执，辱骂了他，还动手打了他，把他打进医院，住了7天。那天，是去年5月2日。他们保安有纪律，不能还手，要是能还手，他肯定打得过那个人。

事后，打他的人为他付了住院费，可他也不想再干了。他要脸面和尊严。

做了4年保安的范强松过得平淡，没有遇上值得自豪的事，甚至连给警方提供破案线索的事也没遇上过。但他还是对这份工作有过美好的记忆，这记忆是：一个学生因为他排放好他们乱停的自行车，对他报以微笑。

一个把抓贼当成事业的保安

沈福元的家在苏州工业园区，今年38岁了，他干保安10年了，他说，准确说法是做派出所协警，也叫守望队员，因为这里新加坡投资的企业多，那些企业里喜欢把协警叫成守望队员。

沈福元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他以前当工人，厂子10年前改制了，他28岁就下岗，年纪轻轻去给外企看门，郁闷。后来派出所里要协警，把他招去了。这就有了他抓小偷的才干。小偷多是流窜到园区的拾荒人进入企业盗原料、产品的，也有去工地偷建材、电缆的，这些人的破坏性强，该抓。一路抓下来，沈福元当上了园区湖东派出所的协警队长。

沈福元说，抓着小偷的那个瞬间最有成就感，那真叫快乐，比喝老酒还美。派出所对协警抓着“坏人”根据处理的情况分别奖励，一案一奖，都是现金，从不拖欠。沈福元挺赞同这做法，说能调动大伙的积极性。

抓小偷有危险，派出所给协警上了保险，而且要是和犯罪分子搏斗时负了伤还算工伤。沈福元的难处是，和那些不能确定的犯罪嫌疑人发生了冲突怎么办？比如，晚上巡逻时，他认为人家有问题，人家可能也以为他是“坏人”，双方发生了纠纷。保安没有执法权，有时身边没警察，遇见形迹可疑的人，要盘问，人家跑，他怎么办？控制住，人家肯定不干，不控制住，万一是个“坏人”，他不就是放了“坏人”么？沈福元说，他没专门学过法律，但干了10年保安，还是希望能有个保安法，告诉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一个喜欢竞争的民营保安

余智不是国有保安公司的保安，是家民营保安公司的保安。公司叫强盾安防服务公司，在浙江省温州市。老板通过和小区居委会或需要保安服务的单位签订治安承包合同，挣居委会或单位的钱，维持运营。

记者见到余智时，他和队员们刚抓到个小偷。小偷是趁一家装修的业主出门的工夫，把人家的热水器抱了出来。余智说，一看就是个贼，哪有抱着热水器在小区跑的？把他抓了，随后报警。警察来了，带走了贼。

余智工作的小区门口有视频监控，坐在门卫室就能看见大门周边的情况。他是队长，他和队员都要受小区居民和居委会的监督。和官办的保安不同，没“官气”，干得好，人家奖励，干得不好，按合同扣钱，再不行，合同到期走人。

尤其是保安偷懒出了问题，人家随时向公司反映，不用业主开，公司就先开他们，协议清清楚楚，你违约，公司开你很正常。总之，他们是按市场经济运作的，遇上事，按协议说话，谁也没脾气。

余智说，他们真把业主当亲人，脸生的人进来，要问问清楚，小区有没有他要找的人；遇上阴天下雨，要提醒业主把阳台上晒着的衣物收了；把放在户外的花盆搬回屋里，免得风雨来了刮落伤人；小区边上的幼儿园和小学校放学，还要去维持秩序，别让老人和孩子被车碰了。这些活儿虽不是合同上约定的，但要主动做，要把业主们伺弄舒服。道理很简单，业主是衣食父母，他们的前任因业主不满，就被开了，才换上了他们，当然要珍惜。

当地有关政府部门说，民营保安市场化运作对国有保安公司引入竞争机制也是一个推动，保安的服务质量提高了，就能促进社会治安的稳定，得实惠的还是老百姓。

一个保安公司的工程师

傅琢明是深圳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安防科技分公司的工程师。傅琢明作为工程师来保安公司，是因为他一直认为安防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行业，他看好安防这行业，就来到保安公司专门做安防。

傅琢明说，安防科技现在已经在城市里广泛应用，常见的有商场闭路电视监视、楼宇对讲，此外，银行、酒店、大厦、写字楼、居民小区都有安防设施，但10多年前，我们刚做“安防科技”时，客户认识不到，推广安防理念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随着时代的进步，仅在深圳注册的正规安防公司现在就有3000家，没注册非法从事安防技术的公司就更多，市场竞争相当激烈，眼下我们又在面对价格方面的恶性竞争。怎么克服？服务第一，特别是做好后期服务的保障，才能赢得客户的信任。

安防科技和电子专业有关联，是傅琢明的本行。他的客户中有些是专门做电子行业的，都是专家，所以他们只能做得更专业，要为用户考虑成本，还要保障后期的服务。

一个先做保安再说前途的保安员

尹强伟长在河南洛阳农村，2001年从武警部队复员就当了保安。他个大体格好，一来江苏昆山就被保安公司看上了。眼下，他在出口加工区的一家公司做保安队长。他说，在这儿干保安有社会保障，公司给交社会保险金，还管饭，他只需交200来块的房钱，一个月下来怎么也能存上千元。

尹强伟的工作是保护公司财产和员工的安全，准确地说，就是控制进出厂区的人员和管理他们停放的车辆。公司生产的电子元件，流出个元件就不少钱，他要看住元件，别流出去。查到员工往外带元件，一次奖他50元。他说电子感应器很灵的，人身上带了元件，那东西就响，但他没权利处理，要通知主管来处理。

问他这么做不是和员工对立起来么？他说，他和公司签的协议里有保护公司财产安全的条款，他不能违约，他做的就是得罪人的活儿，遇上该管的事，心不能软。

公司对他们不错，放假不开伙还要给他们伙食补贴，每餐5元，自己烧饭足够了。过年，要是不回家，公司还会给他个红包，不很大，但总是心意。

尹强伟有了女朋友，河北人，也在加工区打工，钱比他挣得多，是技术工人，俩人已经谈婚论嫁，打算今年结婚，家就安在昆山。房子指望他攒的那点钱差远了，父亲说，可以帮他二三十万，父亲干过包工队，有些积蓄。

问他还有什么关于前程的打算。尹强伟说，先干着，前途以后再说，没准钱攒够了，做个小生意，也会有自己的产业。

一个把平安看得最重的押运保安员

丁向阳是深圳市保安服务总公司熊狮押运分公司的一名队长，他在深圳21年，经历了保安业的发展历程。

1987年，16岁的丁向阳读完初中便离开家乡湖南湘潭，亲戚帮他在深圳找了一份保安员的工作，这工作一干就是20多年。

丁向阳刚当保安员，干的是人防，每天守卫巡逻，后来，他考了个驾驶本。

1995年，深圳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成立押运分公司，丁向阳被调去当了驾驶员。那会儿，会开车的人不多。最初，他们只做香港方面银行资金的押运，当香港的银行押运车过“关”时，人、车、物可以过关，但是枪不能过“关”，他们押运公司的保安员就携枪等在“关”口，护送香港的押运车到达内地指定地点，有时到深圳，也有时到广州甚至到外省。眼下，押运分公司发展了，不仅做外资银行的业务，在国内也有了很多客户。

丁向阳是押运车的驾驶员，也是这辆押运车的队长，他带着两个押运员，每天奔波在深圳的各个网点。每到一个网点，由他和客户交接，两个押运员持枪站在指定位置。

押运员交接的程序、基本动作和专业知识，都是经过公司培训的，丁向阳也要和押运员一起定期参加实弹演练。他说，押运保安是一个高危险的职业。这些年来上岗时，他脑袋里绷着的弦就没松过，特别是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他都会更加小心。做这行，平安比啥都重要，押运财物要平安，押运员更要平安，每个押运员身后都有一个离不开他的家庭。

一年四季，只要在上班，丁向阳都穿防弹衣，深圳夏天很热，工作时汗水常常干不了，可他习惯了，甚至觉得防弹衣不像刚穿时那么重了。丁向阳的女儿正在读小学二年级，他说她很调皮，也很聪明。提起女儿，丁向阳笑了，希望她的未来比自己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