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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任务
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需要解决好初次分配的问题，也需要高度重视再分配的问题。总体上说，中国的再分配还有相当大的改革空间。欧债危机以来，有学者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这些国家的高福利上，并提出中国需要防止高福利风险。我认为，中国仍处于较低的福利阶段，远不是所谓的“高福利”问题。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不仅不存在“福利陷阱”的风险，而且有利于实现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1.公共产品短缺是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全社会公共需求的变化将带来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变化，使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日益凸显，由此形成新阶段经济转型的巨大压力。
（1）公共产品短缺是经济转型的突出矛盾。以中国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矛盾为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共产品短缺制约广大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降低了他们的消费倾向。为此，推进以消费主导的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
（2）公共产品短缺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新阶段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同公共产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务尚不到位高度关联。以甘肃正宁县的“11•16”校车交通事故为例，这一事故之所以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就在于它暴露了中国基础教育公共产品短缺的现实问题。
（3）公共产品短缺成为影响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央政府最近把贫困线从1274元提高到2300元，并明确把基本公共产品纳入反贫困战略。在保障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的同时，还要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基本住房等基本公共产品供给。
2.加大公共产品供给对短期保增长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挑战，使保增长成为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目标之一。这就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问题在于，保什么样的增长？用什么方式保增长？在我看来，与2008年投资于基础设施的反危机保增长有所不同，面对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未来几年更重要的是以社会投资为重点保增长，以此为中长期的消费释放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1）调整投资结构。以政府投资为例。2008年政府投资的相当比重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扩张上。在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社会领域的公共性投资虽有加大，但尚不到位。未来几年的投资，应当按照需求结构变化的趋势，加大以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等为重点的公共性投资。
（2）调整投资来源。一方面，政府投资要以调结构为目标，重点是调整国有资本配置，以公益性为重要目标加大国有资本对社会领域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扩大民间资本投入，尤其是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到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领域。
3.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从实际情况看，这些年尽管加大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但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全社会的公共需求尚有很大距离，并且供给的差距仍然是城乡、地区、不同群体实际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不仅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还可以为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奠定重要基础。
（1）以公益性为目标配置国有资本。一方面需要加大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力度。2010年国有企业累计净利润接近2万亿元[6]，如果收租分红比例提高到50%左右，那么每年就有1万亿资金用于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要把一部分国有资本从经济领域配置到社会领域，使国有资本、尤其是资源性国有资本及其收益成为社会福利建设的重要支撑。
（2）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公益性服务中的作用。相当多的公共服务，比如慈善事业、艾滋病防治、公益性文化等许多事情可以通过民间组织、在基层和社区就能够得到解决。适应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客观形势，把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和城市社区打造为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大力发展专业化、公益性服务的民间组织，能够解决基层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并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