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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国的“十二五”经济转型具有历史性特点，不能把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固化为“中国模式”
近年来，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把中国30年经济增长的奇迹归因于“政府主导”，把“政府主导”作为“中国模式”的要件，甚至等同于“中国模式”。迟福林认为这一判断值得商榷。他认为事实上，正是市场化改革才形成了中国经济保持30年高速增长的体制基础。从现实来看，把政府主导等同于“中国模式”有可能误导改革，耽误改革。
其原因是：其一，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在现阶段的缺陷比较突出。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尽管适应了生存型阶段快速扩大经济总量、实现经济起飞的客观需求。但这种模式过于追求做大总量，把发展简单地等同于总量扩张，由此造成包括贫富差距扩大、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社会风险增大等多方面的问题。当前，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总量扩张型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投资拉动、出口导向型增长难以为继；低成本扩张型增长难以为继。迟福林认为，我们不应当继续坚持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需要的是积极地改变它。
其二，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所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仍在加剧。政府主导型模式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重视解决眼前的紧迫性问题，忽视深层次的中长期问题；重视解决周期性矛盾，忽视结构性矛盾。由此，习惯于用短期工具处理长期问题，带来短期问题长期化，周期性问题结构化。事实上，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相当一部分短期问题都与中长期问题相联系，周期性矛盾往往源于结构性矛盾。为此，迟福林提出，要跳出短期看长期，跳出总量看结构，跳出“中国模式”继续学习先进经验。
其三，转型与改革远未完成。迟福林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许多改革还远不到位。未来5～10年，中国的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例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等，都处在改革破题的关键时期。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不适当地强调和宣扬“中国模式”，忽视体制机制中的深层次矛盾问题，有可能使我们的判断出现严重失误。
迟福林在演讲中指出，更深刻的问题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形成的利益关系深刻复杂，而且已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政治领域漫延，给改革带来巨大阻力。这些年包括财税体制、垄断行业改革等在内的重大改革久议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破，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复杂利益关系的掣肘。如果以协调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改革长期不能取得突破，一些基本层面的体制机制长期未能建立与完善，就有可能加大落入“成长陷阱”的风险。为此，需要重点讨论的不是“中国模式”，而是如何加快推进未来5～10年的转型与改革。
他认为，未来10年中国继续获得成功，需要防范“成长陷阱”，推进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二次转型与改革：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使多数人能够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使市场保持充分的活力和效率；使资源环境可持续；使政府能够以公共服务为中心。这就需要在“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等方面取得明显突破，为中国未来10年、20年的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迟福林在演讲最后总结到，中国的二次转型与改革，与一次转型与改革相比，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更具有历史挑战性。在“十二五”规划中，中央政府已经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发展思路。这是中国应对中长期挑战、应对“成长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对人类发展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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