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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主持人迈克尔·艾略特：在多伦多有一种承诺，我不想在这个方面讲十分钟，因为我相信如果讲太久可能很多人就走了，但是我相信多伦多有这样一种承诺说要有5%的变化在这个配额当中，是这样吗？这个能确实的来实施吗？在首尔能够锁定这一点吗？
玛丽·艾尔卡·庞格斯图：我不是回答这个问题，我只是再问一个问题，在10月份有一个IMF的会议，就在那个之前，这就是为什么有11月份的最后期间吧。
朱民：我觉得我们讲全球治理的时候在讲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包括银行、IMF还有其他机构改革的时候，在这些改革当中这个配额毫无疑问是里面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G20是要求有5%的配额从原来代表过多的这些国家转向那些代表不足的一些国家，我们现在也在对此开展工作，应该说是非常努力的在开展工作。但这里的难度在于5%不够，增加份额容易，但是要减少别人得救不太那么容易了，这是关键所在。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韩国会议的时候达成目标，原来是要在明年年初完成，但是后来又说要提前，希望可以在韩国的G20会议上完成这个目标，我们正在开展工作，我们也需要外界很多的支持。
在此之前我还想再讲一些其他问题，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更为重要。在我们讲IMF改革的时候，实际上这里面的配额改革非常重要，还有话语权的改革，就是代表权的问题，我们如何来平衡工作人员的多元化，就是来自于不同地区的，他们能够在IMF里面有适当的代表性，这也非常重要。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个更加有效的话语权的机制，就好象崔部长所讲到的，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而且新兴市场的声音在那里也可以有反映，这个非常重要。
IMF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任务的一些改革，比如说我们进行很多的监测，我们如何能够把双边的变成多边的，这样一种监测监管如何能力提高它的质量，让成员国可以更好，这也非常重要，我们如何能够确保我们的借款机制从危机后的、事后的变成一种预防型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讲到要有一个金融安全网的机制建立，现在董事会刚刚通过了一个决议，允许我们建一个防止性的、流动性机制，我相信这个相比较事后会更加重要，所以在IMF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我们需要G20知道，我们也需要所有G20成员国的支持。
托尼·克莱门特：还有另外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正处在转型期，世界金融机构也在发生改革和变化，其中有一点非常意思，这里有一种隐含，或者更为明显的推动。确实我们看到这些机构变得越来越有包容性，也是一些改变的要求，无论IMF还是G20要让新的人进来，与此同时对于一些新进来的国家，他们愿意付钱获得话语权的，他们也是有责任的，这些新进入者他们也是有责任的，不仅仅是帮助来塑造新的秩序，而且要遵守这些秩序。我这个只是一些个人的看法，这个实际上是，这里面有很大的动态变化性的复杂性所在。
主持人迈克尔·艾略特：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有多少人认为欧洲的这些国家在国际经济决策过程中有代表过度的问题？
崔天凯：我想G20多数国家的意见，除了那些欧洲国家以外他们都认为是这样。
玛丽·艾尔卡·庞格斯图：我相信这个讨论很多了，因为在G20的欧洲国家，是欧洲代表，他们也有欧洲各个成员国自己的代表，在其他的区域没有这样的情况，在其他的治理机构也没有，我相信非洲在G20中代表性是不足的，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个平衡，代表性是其中之一，还有，如何能够从外部来获得他们的声音。
托尼·克莱门特：我是非亚洲的观点，作为一个北美人我想说一下，关于欧洲人的这个问题，欧洲国家他们还是有民族、国家存在的，要解决很多问题，欧盟可以帮助欧元区，所以这不是一个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
主持人迈克尔·艾略特：Martin Senn，你开始前面讲到的，最后根本来说还是需要有非常强大的在各个国家的这样的一种监管制度，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但是你是欧洲在这里的代表。
Martin Senn：我是瑞士人。
主持人迈克尔·艾略特：难道瑞士不属于欧洲吗？
Martin Senn：你也知道我们相当中立的，但是我想说，有关于代表性的问题，我相信IMF现在确实做的非常好，在代表性的改革上面实现一种平衡，进一步多样化可能还需要，但是现在这个步骤在朝正确的方向，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都需要有均衡代表。
崔天凯：我要清楚的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偏见，我们不会对欧洲有什么歧视偏见，但是因为这样的机构成员有限，所以我们就要考虑适当的代表性的问题，非洲毫无疑问在G20当中代表性不足的，我们需要给非洲国家相当多的话语权，我们也非常希望欧洲国家在这个进程中作出贡献。在会议中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的讨论，我们应该有多少的欧洲国家呢？有时候我们甚至面临着很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让两个欧洲人同时当主席呢？我真的很想看看这个场景。
我们必须要充分的考虑非洲国家还有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的这些关注和需求，包括最不发达国家，还有小岛国，还有很多，他们不是G20的成员，他们可能也不是很想在未来加入G20，但是他们还是占到了世界上国家的90%，他们的话语需要被听到，他们的利益需要被代表，等等等等。
主持人迈克尔·艾略特：我们来转一个方向，然后进入问答环节。崔部长，你刚刚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您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评估一下已经过时了的历史和理论，我们之前是讨论了一些全球经济在过去几年的发展情况，你觉得在过去2年当中，在G20峰会讨论上、在其他的论坛、其他的会议上我们是不是已经意识到了某些过于陈旧的已经过时的理论、假设和想法，才让我们陷入了金融危机当中，我们是不是要改变思想了？
朱民：确实金融危机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我们是要重新思考一下全世界是不是要重新定义经济发展模式和全球的监管模式了，我们都同意世界经济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有效的，监管部门和市场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这次金融危机当中市场失灵了，监管也失灵了，现在我们正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我觉得这是大家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了，大家都想思考一下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要走的更远的话，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是不理解的，比方说我们讲到这些小额信贷，现在金融发展当中我们只有凯恩斯模型，我们只知道货币供给模型，我们想搞清楚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究竟是有哪些互动关系相互影响，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理解，西方的经典理论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解决当前的问题和挑战，这是我们现在所有人都意识到了的一个挑战。
现在我们如何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呢？就跟刚才这位贸易部长讲的一样，有很多方法，现在新兴经济体有很多经验，在过去10年到20年发展的非常成功，所以现在应该把更多的目光放在新兴经济体身上，但我觉得现在还是初级发展阶段。我们现在在讲审慎监管，在讲央行的作用，但是我们其实看看亚洲，在中国、在印度，这两个国家的央行都是用微观的审慎监管工具，早早就在用这种工具来稳定金融市场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总结一下、学习一下，介绍给全世界，这样提高亚洲国家、新兴国家的声音，让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和声音推向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