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对十四世达赖的政策，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在西藏和平解放的过程中，中央的政策是争取达赖，实现和平解放。在“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后，是争取达赖在数年内逐步实现不流血的民主改革。在达赖集团叛乱失败逃往国外之后，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制定了相关政策，争取了民心，保持了稳定，在西藏胜利实现了民主改革，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毛泽东同志当年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体现了当时中央对十四世达赖政策的主要内容：

    1.他想跑，就让他跑。

    “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人是被人家骂了三十五年的……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办坏了。”（《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52—15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

    2.没有关死门，留有余地。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劫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同上书，第179—180页）“要达赖从那个环境出来，离开索康、赤江、帕拉等人，办法很难想，这全靠他个人的意志，个人想办法。我们是留有余地的，还选举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位子也给他留着。留有余地，我们的态度就很主动。”（同上书，第199页）

    3.只要他赞成爱国和改革这两条，就可以回来。

    “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同上书，第180页）“如果达赖赞成我们的主张，我们希望达赖回来。只要他赞成两条，第一，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他就可以回来……如果达赖对以上两条不改变他现在的态度，我们就不欢迎他；如果他改变态度，我们就真正欢迎他。”（同上书，第206—207页）“达赖周围有许多人，对达赖影响不好。当然也不能说达赖是进步的，他自己不那么进步。他到外国去发表的一些言论，做的一些事，是反对祖国的。他们说，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独立王国。第二就是改革问题，他们不赞成。你们（按：十世班禅等）和他们不同，爱国和改革这两条，你们都赞成。”（同上书，第208页）

    4.回来的路，达赖自己堵塞了。

    “达赖，现在一个可能是回来，一个可能是不回来。最近印度报纸放出来的空气是他要回来。但是，达赖的两个声明，完全是反对中央，反对祖国大家庭，要求西藏独立的。这样，回来的路，达赖就自己堵塞了……达赖如果赞成这两个声明，就不能回来，要回来就要改变态度。”（同上书，第199页）

    5.事实上他现在难于回国。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同上书，第180页）“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国外，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同上书，第180页）

    这些论述鲜明地体现了政策与策略的统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原则是十四世达赖必须做到“赞成两条”：第一，爱国；第二，改革。赞成，就欢迎回来；不赞成，就不能回来。这种原则是一贯的、全面的，是符合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策略是留有余地，掌握主动。世界会变的，形势比人强。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达赖要“赞成两条”，而不是一条。也就是说，达赖不仅要赞成爱国，放弃独立，而且要赞成改革，转变立场。邓小平同志曾说过：“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应该指出的是，爱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有着具体的、时代的内容。在现阶段，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致的。爱国，就要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要防止达赖集团打着所谓“放弃独立”的旗号，以售其奸。

    从那时到现在，近50年过去了，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实现了民主改革，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行了改革开放，正在建设平安西藏、和谐西藏、小康西藏。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制定的对十四世达赖的政策，在具体内容上有了一些变化，例如在1964年撤销了十四世达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等，但基本原则始终没有变。

    1998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会见美国副总统戈尔时说：“中国政府对达赖的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不是不愿意同达赖进行对话。只要达赖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5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版）

    2003年5月，胡锦涛同志指出，在西藏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就是著名的“三个坚持”原则。2005年8月26日，在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好新世纪新阶段西藏工作，重申了“三个坚持”原则，将“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西藏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作为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做好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人民日报》2005年8月27日）2006年5月15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在拉萨召开的专门研究部署反分裂斗争的党员领导干部大会上指出，“三个坚持”是我们在实践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也是今后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最根本原则。（《西藏日报》2006年5月17日）

    从“赞成两条”到“三个坚持”，既一脉相承，贯穿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主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时代进步、社会发展的要求，体现了中央对十四世达赖的政策原则是明确的、一贯的。1959年达赖策划实施暴乱失败叛逃出国，实际上已经走上了分裂主义的不归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几次与达赖的代表接触商谈，立场、观点、态度始终鲜明坚定一以贯之，那就是：我们与达赖集团斗争的焦点，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更不是所谓的人权问题。我们与达赖集团斗争的核心与实质，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达赖集团一天不放弃分裂祖国、图谋“藏独”的主张和行为，我们的思想就一天也不能松懈，斗争就一天也不能停止。1998年10月，江泽民同志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务必对达赖集团的政治策略保持高度警惕。“三个坚持”正是对达赖政治策略的有力回击。只有承认“三个坚持”，彻底转变政治立场，才是十四世达赖及其追随者唯一的回归之路。

    “三个坚持”是西藏工作的根本政治原则，是接触商谈的根本政治原则，也是对十四世达赖政策的根本政治原则，是维护西藏和其他藏区社会稳定、反对分裂的思想之基、政治之本、力量之源。要“强基固本”，就要“三个坚持”。“三个坚持”是主心骨，是定心丸，是维护稳定、反对分裂的“定海神针”。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这个最大的政治问题上，必须始终做到认识不含混、行动不动摇，始终做到旗帜十分鲜明，立场十分坚定，决不能有丝毫退缩。

    “三个坚持”是接触商谈、开展涉藏外交外宣的有力武器。“三个坚持”是对我国政党制度、政治制度的高度概括，既包括了国体，又包括了政体，既包括了全国共同实行的制度，也包括了在西藏和其他民族聚居区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国宪法和法律对此都有明确的规定。达赖集团打出的所谓“中间道路”、“高度自治”、“真正自治”、“大藏区”等等，万变不离其宗，实质上都是企图否定“三个坚持”，否定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政治制度，否定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果，恢复他们对西藏的统治，这恰好证明其“放弃独立”的虚伪性、欺骗性。

    今年发生的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以及国内外相关事件，进一步证明达赖集团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没有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事件前后十四世达赖的言行，进一步证明他顽固坚持与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为敌的政治立场，甘愿充当西方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树欲静而风不止”，分裂西藏与反分裂的斗争将继续存在。我们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工作，彻底粉碎分裂分子的图谋，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执笔：朱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