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文化发展的七个问题

     在党的十七大精神鼓舞下，我国文化热持续升温，社会各界对中华文化的勃兴、文化产业的崛起充满期待。在本刊“迎接文化中国”座谈会和国家行政学院“贯彻十七大精神，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高层研讨会上，一批活跃在文化研究、政策制定、产业发展、改革一线的专家，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言献策。他们认为，当前我国 文化领域要着力解决七个方面的问题。

    一、 要深化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

    应从社会和谐和稳定的高度来认识文化问题。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副主任祁述裕认为，社会稳定除了取决于经济发展，还取决于文化的发展，没有一个有凝聚力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不可能稳定发展。

    应从打造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高度来认识文化发展。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认为，文化的力量，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的决定性要素，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竞争力是决定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以及这个国家国际地位、国际话语权的最终力量。中国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历程，累积效应已经使中国从一个经济弱国变成经济大国，但我们还不是一个经济强国，在经济发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文化转换为财富的能力比较低，表现在我们的设计研发、品牌创造、社会责任等多个方面，归根到底是文化价值观的问题，是将文化转换为财富的能力问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认为,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命题，确立了文化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贾磊磊认为，现在我们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并不是一种对文化的宣传包装与销售策略，而是一种文化的自我建构战略。因为相对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言，我们的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文化自身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还不够。

    二、要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规范政府行为

    北京市委宣传部文化产业改革发展办公室孔建华认为，文化领域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大都同改革不到位和政府缺位直接相关，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所面临的是多年来想改而未改、改了未改好或没有改到位的问题。特别是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任务艰巨。管理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地位，改善宏观调控、转变文化资源配置方式、推进文化企事业单位改革，都离不开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不仅涉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部门利益，也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政府责无旁贷，但不少地方政府把大量的财力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其实质是政府乱作为和越位。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傅谨总结说：一是一些地方大量建设豪华文化设施，公共财政在文化设施方面的投入大幅度增加了，却没有让最广大的普通民众得益。群众需要大量便于接近和使用的小型文化设施，而标志性文化建筑往往只是为政府官员的政绩“贴金”。二是一些地方投入大量资金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但对产业发展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例如，不少地方提出发展动漫产业，每年投入上千万元资金，一哄而上，完全没有考虑到动漫产业是以创意为龙头的智慧密集型产业，对高科技与高智商人才的要求十分苛刻。结果不少企业都是冲着政府的资助来的，动漫产业变成了瓜分财政资金的“分肥工程”，大量资金打了水漂。

    在解决政府缺位、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过程中，要防止出现传统体制的回归。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认为，现在我们提出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大投入力度，这是件大好事。但是，一定要防止以往还没有改革到位的机制又出现回归，防止政府又开始出手做大量本不该政府做的事情。

    三、要加快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即存量改革

    专家认为，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从2003年才正式启动，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相对滞后。对此，一定要给予高度重视，最大限度地解放文化生产力。

    要解决好改革的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张晓明说，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把原来国有经济部门叫做存量部门，而把在改革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他经济成分叫作增量部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是：通过开放市场，先做大增量，再盘活存量，因此被称作“增量改革”战略。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虽然不能机械地搬用经济体制改革的做法，但对于加快存量部门的改革一定要给予足够重视。这是因为，目前我国的核心文化资源基本上都掌握在存量部门手里，如果不启动存量改革，我们可能只能做一些复制性、重复性的工作，而大量优质文化资源、优秀文化人才，都被限制在原有的体制中。

    要妥善解决政企不分、政事不分、企事不分的问题。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认为，现在很多文化领域都存在企业承担事业单位职能，而事业单位又可以开展赢利创收的情况，结果造成市场竞争难以形成，而事业单位也难以发展。陈少峰建议，在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中应注意两大问题：一要强化内部竞争，提高质量。二要对事业单位实行绩效考核。比如图书馆，无论有没有人来借书，其待遇都是一样的，那么它肯定没有动力去热情服务。这导致我们大量的事业单位没有效率。

    四、要进一步拆除文化市场的种种壁垒

    发展文化产业，必须要调动政府和社会两个积极性。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司长刘玉珠说，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光靠政府加大投入，并不能解决中国十几亿人口不同文化层次的消费需求问题。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一定要在调动政府积极性的同时，把社会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特别是市场的积极性要得到充分发挥。

    然而，在我国文化领域，市场壁垒还很多，资本还很难进入，真正的市场并未形成。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齐勇锋认为，由于文化体制改革还不到位，我国文化市场还存在着诸多市场壁垒和行政干预，条块分割依然严重，全国统一、有序的文化大市场并未形成，文化资源和要素难以自由流动，严重制约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在利用资本市场方面，我们现在对新媒体管理比较松，网游、动漫等已经完全市场化，百度、分众等很多企业到国外去上市，制造了资本百倍增值的神话，但是传统媒体却难以从资本市场获得支持。应该顺应文化传媒数字化、网络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借鉴国际经验，制定相应的法规和细则，把一批具有竞争力的文化企业逐步推向资本市场，促其快速发展壮大。

    五、要加快文化管理的法制化建设

    专家指出，当前我国文化领域加强法制化建设的任务非常繁重，也非常紧迫。缺乏文化立法，不仅会削弱政府文化管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也不利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规范发展。

    著名收藏鉴赏家、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认为，民间的或者说私立博物馆的发展尚缺乏政策法律上的支持。按照现行规定，私立博物馆被定性为“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这种定性让人哭笑不得，这也给博物馆的生存和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困难。他认为，中国的博物馆业要实现全面健康发展，就必须要为博物馆管理立法。

    马未都在经营“观复”的10年中，碰到了诸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缺少国家的财政补贴和有力支持，这也是中国所有私立博物馆都面临的问题。他举例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同样是在私人捐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每年都能获得纽约市政府的大笔拨款，原因很简单，欧美发达国家计算一家博物馆的财政贡献率并不仅仅看它的门票收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每年会为纽约市吸引上百万的游客，这些游客在纽约市的住宿、消费、娱乐的开支都会纳入大都会博物馆的贡献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讲，政府“养”博物馆是值得的。马未都深有感触地说，私立博物馆缺乏政府的有力支持不仅仅表现在资金补贴上，还有展馆场地的提供、税收的减免等等问题。传承民族精神和文化本身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所以私立博物馆在生存与发展上更需要来自政府和社会的鼎力支持。

    在困难面前，马未都持乐观态度，他认为“观复”实行理事会制是一种探索，并且正在走向正轨。当被问及缺少政府的补贴，又难以靠门票收入做日常维护，“观复”拿什么去搏明天时，马未都幽默地回答：办法总比困难多！

    六、要创造更为宽松的文化发展环境

    专家认为，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不同，精神产品的生产特别需要有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齐勇峰认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通过文化内容创新，产生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作品和文化产品，繁荣文化市场。经济建设可以不争论，但文化建设一定会有争论。文化发展和内容创新需要个性，需要流派，需要大师，需要标新立异，需要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和谐环境。

    对于网络文化、通俗文化、民间文化应给予更多的宽容。傅谨认为，长期以来，一些人对民间文化一直抱有偏见，总觉得民间文化粗糙、原始、不干不净，老想用阳春白雪的东西去改造、去代替，这其实是在扼杀民间的创造精神，是在破坏传统文化。

    陈少峰认为，我们的一些文化作品没有观众、不受欢迎，根本原因是没有了解群众的真正需求和接受能力，没有做到真正的通俗化。文化官员和文化工作者尤其不要用自己的标准来代替广大群众的需求和判断。只要没有黄色，不反社会，跟核心价值不冲突，通俗的东西就可以存在。

    七、要防止违背文化发展规律的急躁冒进

    专家提醒说，文化发展有自身规律，发展文化产业，必须付出一定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乃至失败成本。目前，我们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不懂文化，不了解文化产业的运作规律，盲目跟风，急功近利，一些本意是推进文化发展的做法很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陈文玲也认为，文化发展有独特的规律，不能像搞运动和发展制造业一样发展文化产业。一般的经济规律是需求创造供给。而某些文化产品的发展规律正好相反，是供给创造需求。有文化产品的供给，才可能产生相应的需求，比如时尚产业就是如此。

    文化产业发展要实事求是，按照产业规律办事，不要妄图一步登天。以动漫产业为例，张晓明说：大家都在谈一个问题，到底做原创，还是做外包？从现实看，现在做原创成功的企业并不多。不少企业提出了庞大的项目计划，实际上是在套取政府的资金，是把没有市场生命力的东西“卖”给了政府。中国还有一些企业是在做外包，先加入国际体系，替别人打工，学会做事，进入国际渠道，锻炼成熟之后，再做自己的原创产品。这种“先打工再创业”的发展道路可能更符合我国的发展阶段，日本、韩国都是这么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