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
汤敏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周天勇 中央党校经济部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
刘维新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协会副会长
“我最关心的是党怎么让我穿得更暖、住得更好、吃得更饱。”现年77岁、家住北京宣武门外大街的乔晋生大爷如是阐述自己眼中的十七大。
执政党的执政战略不论如何宏大,最终都要落脚于百姓的腰包问题。腰包不鼓,国是免谈。
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首次强调在初次分配中体现公平以遏制贫富差距……这些都关乎百姓的腰包问题。在本期《国是开讲》中,专家就十七大报告关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城乡一体化等问题进行了解读。
11天前,本报(注:南方都市报)《国是开讲》正式推出,我们选择从思想解放开篇;如今十七大已经闭幕,十七届中央领导班子也产生了,我们将以百姓的腰包问题收尾。这样的选择表达着我们对于十七大开启的新五年的憧憬,也传达着我们对于这个热切的改革年代的期待。11期的开讲中,我们邀请了30余名国内顶尖的各路专家,关注了政治、经济、军事、民生、外交、党建等诸多方面的话题,受到了业内专家的肯定,也受到了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
未来的路上,南都仍将与您一起关怀国是,继续开讲。
首次强调初次分配体现公平
南都:十七大报告在讲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时有所变化,由原来“第一次分配效率优先,第二次分配兼顾公平”,转而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你们有何评价?
汤敏:这个问题在学界已经讨论很长时间了,中国主要的问题是出现在第一次分配上的,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加以重视,很容易陷入像南美等许多“福利国家”的陷阱里。要成为“福利国家”,第一,就得高税收,高税收后,企业等各方面的动力就不大;第二,需要高福利推动高税收。而这样做后,就进入恶性循环,许多国家的发展道路已证明此路不通。
东亚的许多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并没有出现非常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在很长的高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必然伴随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我们应该从中得到什么经验教训。
南都:收入体制这块也提到,初次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创造更多的条件让更多的人拥有财产性的收入。
华生: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是让更多的人拥有财产性收入,这和许多人解释让人们拥有更多的财产收入,有非常大的区别。让没有(财产收入)的人有,和让有的人更多,这是不同的。
周天勇:现有的社会分配格局确实必须改变了。第一,改变国家居民收入比例,控制居民收入在GDP分配比例持续下降的局面。第二,要改变资本分配能力比较强,劳动能力非配比较弱的局面。第三,居民收入中工资性、创业经营性、投资财产性这些收入要完善起来,不能光靠工资性的,农民不能仅局限于种地收入。第四,要控制垄断企业的工资收入,要限制这些企业的工资增长速度,发挥集体在工资谈判中的作用,保障农民工拥有和单位谈判,形成工资的制衡力量。第五,对广大低收入人群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第六,利用税收调节高收入的,包括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赠予税,税种要全。第七,发展慈善事业。第八,要鼓励创业,扩大中等收入的人群,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群,这样整个基尼系数才能下降。
初次分配存在很大问题
南都:目前阻碍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推进的制约因素有哪些?
汤敏:一次分配本身就是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在一次分配里,企业拿了大头,国家也拿了大头,真正的劳动者拿得相对来说比较少。这时候需要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来平均。怎么样提高劳动者在第一次分配里的比例,这点非常重要。比如说,一些企业的利润非常高,这些企业拿了利润后,你就不知道该去干什么了。国有企业不分红,本来是国家的投资,国家给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赚来的钱,有些是资源赚来的钱,没有分红,也就没有进入公平分配。这些都是应该做很多调整,这些调整跟经济体制等相关问题有关系。
周天勇:怎么让农民收入得到提高,是最大的问题。不提高推动不了消费升级。农民增收当下有三大制约:第一是现在农民办企业,注册、登记、检查、收费、罚款等“苛捐杂税”的制约;第二是民间根本融不到资;第三是受制于土地等制度问题不能普遍获得财产性收入。农民增收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要改革注册、登记、检查、收费、罚款执法体制;第二,要尽快大量在农村开放中小银行;第三要改革土地制度。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同理,第三产业发展的关键也在于提高从业人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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