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波

1986年、2001年、2005年，帕瓦罗蒂曾经三次来华，其中以1986年的首次来华最为他本人所看重。帕瓦罗蒂曾这样说：“这趟中国之旅是我毕生最美妙的经验之一，永远不会从脑海里消失。”笔者所服务的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是帕瓦罗蒂首次来华的主办机构。借工作之便，我到档案室里打开了当年的卷宗，也打开了今天看来别有意味的帕瓦罗蒂第一次来华的细节。

在哪里演出更合适

在谈判过程中，意方提出了在体育馆演出歌剧的要求。中方答复，歌剧这样的“严肃音乐”完全不适合在体育馆演出。对方显然不肯轻易放弃，坚持在体育馆是可以演出歌剧的。中方于是告诉对方，如果选择在体育馆，需要另外支付25万美元的费用。这在1980年代可是一笔巨款，中方的理由是：需要支付体育馆前后共一个月的场租费，这是体育馆方面的报价，而且是“上级的规定”，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意大利人最后只好选择由中方选定的天桥剧场。就当时的情况看，在北京也没有比天桥剧场更适合演歌剧的了。

1986年6月22日至7月4日，热那亚歌剧院在天桥剧场演出了6场歌剧《波西米亚人》，其中3场由帕瓦罗蒂出演。此外，帕瓦罗蒂还分别在北展剧场和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两场个人音乐会。依照中国“专业人士”的标准，帕瓦罗蒂个人演唱会同样不太适合进入人民大会堂。但是帕瓦罗蒂成功了，他成了第一个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个人音乐会的外国人。大会堂的那场演唱会，是经过胡启立提议、胡耀邦拍板决定临时从北展移到大会堂的。这成为1986年帕瓦罗蒂访华的高潮。音乐会结束时，在一遍又一遍的谢幕之后，帕瓦罗蒂即兴发表讲话，表达了他的激动与感激。从大会堂出来，坐上红旗轿车，他对身边的人说：“今晚是我艺术生涯的顶点。”

奇怪的“出场费”谈判

作为两国文化交流活动，国际旅费和艺术家工资均由意大利方面负责，中方只负责落地后的接待及付给艺术家们一点“零用金”。谈判时意方提出普通演职员每人每天70元人民币，剧院领导和帕瓦罗蒂每人每天300元。中方的答复是普通演职员每人每天90元，剧院领导每人每天110元，帕瓦罗蒂每天500元。这一结果在总数上实际超过了意方提出的标准。

中方为什么给出高于对方要价的“零用金”标准？我百思不得其解。经向老同志请教，他们说，过去许多事情都是提前向上级部门请示，具体做事儿的没有自主权。即便是对方的要价对中方更有利，也不能临时相机改变上级已经研究决定了的事情。所谓谈判，不过是“通知”对方而已。

1500瓶矿泉水随机抵达

1986年6月16日中方一封特急电报上称：帕瓦罗蒂通过旅游团经理向我所提饮食要求(含法国矿泉水、进口牛排、法国面包)等，我难解决，希意方自行安排，费用自理。

收到这样的消息，再加上到了中国什么都买不到的传言，帕瓦罗蒂心中难免忐忑。当时除他母亲因心脏病没来之外，帕瓦罗蒂的父亲、妻子、三个女儿，家中的亲人悉数都来了，为了保险起见，他不得不带来了重达两吨的蔬菜水果和其他食品，光矿泉水就带了1500瓶！他还带了三个医生、两个秘书、两个厨师以及洗衣机、冰箱。

帕瓦罗蒂的冰箱后来留在了中国。中演公司医务室前两年被撤销前，还一直使用着它。已经退休的肖大夫说：“挺好用的。”（《南方周末》10.4）

这是1986年7月4日，帕瓦罗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独唱音乐会。他向热情的中国观众高呼：“我还要来中国！”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