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

牟其中是被社会长期压在底层的一个角色，其悲剧性在于要用冲撞体制的办法不断证明自己的强大，要翻身。牟其中是第一代贸易类民营企业中做得最成功的，单笔金额几个亿，没人做得过他。实际上，倒飞机这件事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下私人资本创造的最了不起的商业奇迹。至于他的商业伦理、公司内部组织，都和他的出身、经历以及社会制度的变革有关。这样来说比较公允，不能笼统地把他说成是个江湖骗子或者坏人。

第一代民营企业江湖豪侠、英雄气节、政治情结非常浓烈。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做承兑汇票做得最大的是海南南方信托的老板朱邦义，他也是四川人；老牟在北边控制信用社。他们都是社会底层混上来的，互相不买账，光约会见面这件事，我作为总办主任都衔接不好。老牟要在北京见，那边说在南方见，这就是民间江湖较劲的方式，因为涉及江湖地位的问题。

做飞机时，有一伙人想“兵变”，计划把所有相关文件拿走自己做，老牟连夜把那些人抓起来捆在地下室里。所以我们当初的判断是对的，如果我们“兵谏”，估计也被捆起来了。

老牟不论开大会开小会，从来没人主持。讲台上放一张小方桌，他拿个大茶缸子坐下，讲完就散会。不听大家说什么，他讲过瘾了就行。

老牟早上坚持在玉渊潭冬泳，且博览群书，我们离开南德前，有一次他过生日，我和功权还凑钱买了一套《资治通鉴》送给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政治情结、江湖大哥、民间智慧、合理的商业想象力，以及我们有限的体制空间，塑造出牟其中这样一个形象。现在没有此类人物了。生存就是在每个阶段改变自己适应环境，不断改变行为方式；而以原有方式一直往下做，环境改变人不变，会死得很快。

牟其中在商业上有过巨大的成功，但最终还是身陷牢狱，没能成功到底。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发现，他的商业逻辑（发卫星、运作航母、炸喜马拉雅山等）并不是都不成立，但是这个逻辑跟社会制度的变化节奏不够吻合，和体制变革的逻辑是冲突的。

最早的一代民营企业当中，牟其中是最有创造力、想象力的。但由于他的创造力、想象力跟体制环境脱节、对立的太多，所以大部分都成功不了。这种命运使他成为“过去的一代”。也许，再等上十年、二十年，他就会有机会成功了。任志强当年曾被错关了一年，要是再往前、毛主席那时候，可能就给枪毙了，哪会有今天的风光和业绩！所以商业上的成功还要和制度环境相适应。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我们的任何商业计划都有一个跟体制环境的配合问题，如果不能配合，你的结局就是牟其中第二。

每个人做事情总得有道德感，而牟其中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一个人可以没有道德感。老牟不是凡人，通常认为不能做的事，他做起来毫无心理障碍，这也许就是他强大的地方……作为一个企业，到底道德的底线应该在哪里？在创办万通时，我和功权常常拿老牟的例子做反面教材。我们认为，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道德力量，否则无法凝聚人心、把事业推向成功。

我也是被盖上时代印戳的人，在我自己眼里，我现在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生活习气，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享受。我也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牟其中有很强烈的政治情结。他今年快七十了，他这一代人有政治情结是很正常的。

老牟在“文革”的时候曾写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探讨中国的命运；开始做生意之后，又不停地研究社会经济变革。应该说这些都是非常合情合理、而且非常有趣的做法，是一种好的、值得肯定的品质。但为什么他这种政治情结会失败呢？我认为，他的政治情结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错位。既然是一种政治情结，也必定有它的逻辑，不能错位，错位就会闹笑话，甚至招致灭顶之灾。比如邓小平生日那天，老牟在家里召集了一帮人来祝寿，我不知道这种做法在西方会怎么样，反正在中国，人们就觉得很怪——给邓小平做寿，是党内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活，也是极少数人的特权与恩荣。你一个劳改释放犯、小商人在家里大操大办、给邓小平做寿，纯粹为党添堵啊！

他特爱操心的事情就是中美关系、中俄关系，这些事情也不是你企业家该操心的；如果一个老板没事去管中美关系，管台湾问题，那也属于错位了。他这种错位不单是错，还叫人恶心，这就好比一个乡下的小伙子牵一头*到城里来追一个女孩子，他的确有诚意，他对姑娘说“我爱你，我把我所有的生命和财产都献给你”，他要献出的就是那一头*。他是真诚的，他一点儿都没错，他也没骗那位姑娘，他真是献爱心来了，而且他可能对她负责，为她赴汤蹈火，但是城里的那位姑娘只会觉得恶心，恨不得一脚把他连*一起踢得远远的。这就是错位，也可以说是错爱。

我认为牟其中的政治情结本身不应该说有错，但是表达的时间、地点、方式和对象是有严重的问题，于是就错位了。有一首歌叫作《一生爱错放你的手》，这个歌词有两种解释：一生爱、错放你的手，就是悔不当初，不该让你走，为爱负疚；再就是一生爱错、放你的手；后悔爱你，打发你走。老牟这个事儿就叫一生爱错，被人早早掸开了他的手。我觉得一个企业有社会责任感、关心一下社会上的事情是无可厚非的，有一些情结随着年龄、历史沉淀下来，也都能理解，但是你表达的方式、时间、对象一定要对。表达得不对，真诚的事情就变成一个恶心的事，最后被推开、撵出局。

（但）牟其中在品质上有超强的毅力。当时已经五六十岁的人了，他每年冬天都坚持冬泳，非常有毅力。他的毅力也表现在他的政治情结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上。在面对危机时，他从来都是赌在领导批示上，赌在政治翻案上，赌在政治领导人的身上，因为他两次坐牢出来，都跟大背景的改变和批示以及政治翻案有关。所以他一遇到事，就往这方面想，从来不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真错了。实际上这一代人都有这个特点……由于他们有超强的毅力，这种政治情结表现出来的非理性和非商业的行为就特别刺眼。

我和牟其中曾经一起去陕北，开的是一辆价值4万块钱的漏风的破车，总共开了两千多公里。其中有一天早上，大概五六点钟，天麻麻亮的时候，我们停在了文水县云周西村当初刘胡兰家的边上。我们当时饿极了，就咣咣咣砸老乡的门，让人弄了些刀削面，加上盐啊醋啊之类的调料端上来。当时饭桌边上还睡着人。我们都嫌脏，吃不下去，老牟却吃得倍儿香。这顿饭大概花了我们十几块钱。上车以后，我们都觉得勉强饱了，老牟就说，“你们不懂什么是饥饿。坐牢时最大的煎熬是饥饿，不是疼痛。一进去先饿你个五天，啥都招了。”他教育我们要懂得忍耐。他饥饿过、忍耐过，所以他说他现在吃什么都特香。

牟其中作为普通人来说，他也有很人性的一面，就是侍奉母亲非常孝顺。在我离开他之前一段时间，他母亲病了，住在309医院里。我跟他去看过他母亲几次，就我们俩，他在他母亲身边，表达的情感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当年他坐牢的时候，他母亲在崎岖的山路上迈着小脚给他送饭，所以他一直对他母亲特别感恩，当他母亲去世时也非常难受。开追悼会前一天，他信手写了一个对联，让我贴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对联最早是曾国藩写给母亲的，上联是“一饭尚铭恩，况曾保抱提携，只少怀胎十月”；下联是“千金难报德，即论人情物理，也当泣血三年”。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早上，我陪他到太平间去，这是我今生特别难忘的一件事……那一次，我第一次看见老牟哭。

牟其中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很具有标本意义。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能够迸发出的光芒，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光芒。所以，我觉得解读和了解牟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明白一个企业家的命运不是孤立的，一定要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下才能发光。你所能做的事业一定取决于制度空间的大小，你个人的品质再好，能力再强，都不重要，只有跟制度空间相容，你才能够很好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