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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机关公款吃喝更严重
新京报：地方政府的公款吃喝情况，你们做过调研吗？
曾康华：做过调研，非常严重。越是基层机关，公款吃喝越明显。除了通过预算安排的公务接待费用之外，还会有别的情况。很多地方都挪用项目经费用于公款吃喝。同时，在官本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部门往往是官员说了算。一个部门领导拿着餐费报销，哪怕费用超支，或者压根不符合规定，工作人员也不会不报。
新京报：之前有报道，香港或国外一些政务人员请吃饭，往往是盒饭；而国内却是豪华的宴请。
曾康华：这个确实有。我曾经认识一个俄罗斯人来中国开会，宴请的标准让他受宠若惊，他说自己在俄罗斯都从没有吃过这么高规格的宴会。
出现这种现象，首先是有些部门为面子和形象原因，导致消费膨胀。其次，现有的财政体制下，只要公共财政资金不进入自己的腰包，其他使用情况就没有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
从预算的角度看，做预算时都尽力要钱；年底花不完的钱还要上交回去。这就引发乱花钱的情况，反正不花白不花，公款就是唐僧肉。
遏制公款消费要制度设计
新京报：这是否意味着制度管理上有漏洞？
曾康华：制度有漏洞，执行过程也很宽松。
从预算的角度讲，是主管领导负责，而主管领导本身就是公款消费的重要人物；预算审批中主要是总量控制，而且也有弹性。
同时，目前我国在发票管理、转账和提现等方面非常混乱。有些单位的账目，看公款吃喝的额度并不高，但事实上也可能被其他名目报销了。
新京报：如何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遏制公款吃喝？
曾康华：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制度设计，对资金严格把关。要对公款吃喝有着严格的数量界限，比如不能超过预算资金总量的比重是多少，是8%还是10%？一旦设定标准，要严格要求不能突破。同时，要严格用途，不能与其他资金混淆使用。打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醋。一旦发现违规情况，就要进行严惩。
除去内部监督还要公众监督
新京报：包括公款吃喝在内，行政经费在国内已经是一笔庞大的支出。
曾康华：是的。我们曾经做过调研。1978年，我国行政经费占财政支出总量的8%；2007年，这一占比上升为27%。这个比例在全世界来说算高的。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个因素：因为人员效率较低因此公务人员偏多。
新京报：如何确保这些钱是否用得合理？
曾康华：这就是下一个手段，要进行公开，通过社会力量来监督。在现有立法部门、财政部门内部监督的情况下，还要有媒体和公众的监督。比如去年中央政府公布“三公”经费，虽然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数据，但如果今后每年公布，从连续性上，慢慢就能看出一些问题，也可以进行比较。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王姝 蒋彦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