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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9月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9月15日至18日将在北京召开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每五年一届中央委员会都有一次全会专议党建：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对本次四中全会，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的期望是“能高举党自身改革的旗帜”，他认为，执政6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自身建设，带着特有的革命党传统，向执政党的转型过程仍任重道远。在“带有危机性质的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尤其是党内民主建设，需要加速推进。
转型仍任重道远
《瞭望》：自党的十二大以来，每届都有一次全会专门以党建为议题，此次四中全会亦如是，执政党如此重视自身建设有何历史传统与现实需要？
王长江：党的十一大以后每五年开一次党代会，中央全会大致一年一次。全会是研究重大问题的，党建是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并列的重大问题之一。作为唯一的执政党，自身搞得如何，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惯例多由四中全会来研究这一问题，表明我们党在推进改革的过程当中始终重视自身建设问题。
《瞭望》：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执政党不一样，中国共产党是从搞革命起家，获得政权并长期执政的。于是有其特殊的问题：需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什么直到执政53年后的2002年十六大才正式提出这一转变？（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此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以及实际的转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到目前，这一转型的“进度”如何？
王长江：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采用的最为普遍的形式，比较好地体现出民众和公共权力的互动。许多国家的党是在现代民主政治运作当中出现的，但中国共产党不是这样，是在专制制度下产生的，利用政党组织民众与专制制度对抗，夺取政权，是革命党。但是一旦掌握政权，这个政党就要回归到连接民众和公共权力的本位上，这就存在一个转变。
在很多人看来，只要掌握权力，就自然成了执政党，有什么好转变的？其实并不尽然。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关于党自身建设的思想、思路，包括党的目标、指导思想、性质、任务等等一套东西，对于取得政权非常有用，不过它只是在革命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经验总结，掌握权力成为执政党后，情况就变了，方向、任务、目标、职责都不同。但是，由于过去的经验依赖，很多人仍无意识地照搬革命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在改革开放后，我们逐渐领悟到这一点，十六大报告上就提出了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这是有极大意义的，表明我们已经认识到必须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必须有一套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来作为支撑，才能保证我们党长期更好地执政。
但是，认识到了这个转变并不意味着实现了这个转变，那是两码事。有很多方面我们仍处于转变过程当中，一些思想、体制、架构、手段都还停留在革命党建设时期，要完成转变还任重而道远。
《瞭望》：在执政的不同阶段，面临的挑战、风险及应对方式又有何不同？
王长江：计划经济时期，党和政府无所不能、无所不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权力过度集中，失去人民的控制和监督，失去约束，和人民的隔阂越来越深。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这篇重要历史文献中分析过这个问题。当时强调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实际上却脱离群众。计划经济体制必然导致这样一个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就要刺激人的积极性，只要把人对利益的追求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那么就会自然过渡到市场经济。一旦搞市场经济，我们就发现了党面临的新问题和危机。因为我们建立的那套东西基本适应革命和搞计划经济，在新时期，我们不能管得事无巨细，这就需要对权力进行调整。这种情况下，党应该摆在什么位置就值得深入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