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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未来30年，中国将往何处去？在又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该如何打好改革这场攻坚战？什么力量能更积极稳健地推动改革？
为此，本报分别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袁绪程，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研究室主任党国英，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周超。
本报时事访谈员 曹保印 高明勇 北京报道
胡锦涛话改革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200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纪念大会
温家宝话改革
二十年前，小平同志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来到广东，讲了许多语重心长、发人深省、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话。他明确告诉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些话我以为至今仍有强大的震撼力，而且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在经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要继续下定决心、鼓足勇气，毫不动摇、永不停顿地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做好改革开放的长期规划设计，继续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根本思想路线。这一点不会变也不能变。
——2012年2月4日：在广东重提邓小平南巡讲话
【关键词】
改革困境 改革难题是利益关系失衡
改革初期，“人人皆受益”的“帕累托改进”环境令人振奋，改革的阻力因此比较小。如今，当改革进入深水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已很难再出现“无损被改革者利益”的现象。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就必须调整现有利益格局。这也符合大多数人对当下改革困境的判断。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改革的困境，又该如何走出困境？
迟福林 利益关系失衡导致困境
【即便有些领域的改革方案确定了，却很难推行，久推不决，决而不做，做而不力。】
总体来说，改革的确陷入了困境，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既得利益关系的失衡，这成了影响改革冲出困境的主要因素。应该说，既得利益格局——既包括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者，也包括某些既得利益现象——已经形成。
在这种格局下，形成了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第一，造成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企业、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日趋上升。第二，造成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失衡，这既与目前的增长方式有关，也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有关。第三，权力运行与权力约束失衡，部门利益、地区利益、行业利益都很突出。
因此，即便有些领域的改革方案确定了，但却很难推行，久推不决，决而不做，做而不力。
袁绪程 权力介入要素配置过多
【如果不改革现行体制，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社会冲突等问题，不仅很难合理有效解决，还可能会演化为社会危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独有的增长模式及其相应的体制，将中国从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带入到初步小康的中等收入国家。这种独有的增长模式，特指中国独有的尚未成型的经济形态，不是作为稳定范式来理解，也不牵涉模式之争。
这种增长方式，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常态，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权力与市场混合的集权体制，简单地说，就是政府权力较多地介入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
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初期，这种体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带来的成功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副作用也很明显。比如，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三高一低”，即高收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这是难以持续的。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和国民需求的提高，其弊端日益凸显，沉淀为下一步发展的障碍和潜在的危机。
转变增长模式的出路在于体制改革，如果不改革现行体制，贫富悬殊问题、分配不公问题、土地问题、环境问题、腐败问题、社会冲突等问题，不仅很难合理有效解决，可能还会演化为社会危机。
以被称作“共和国长子”的国企为例，三个突出问题，一是“租费利”不清，比如该缴纳的资源租金和上缴的利润以及被“摊派”的社会费用不规范，缺少一个明白账；二是企业分类不明，因为营利性国企和公益性国企的职能不一样，不能一刀切进行管理；三是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理顺，这三个层面的问题解决不了，国企改革必然会陷入困境并将制约自身的长期发展。
郑永年 决策者改革意志需强化
【改革困境不单在既得利益格局，而是既得利益者如何影响到改革决策。】
现在一谈到改革，大家都会提到既得利益格局，这是一个社会现实，不可回避。
但，我们要对此深入分析。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社会没有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是正常现象。问题在于，既然都有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在有的社会里改革仍能进行下去，而有些社会就很难推进呢？
30多年前，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时，也不能说没有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他能推动？别忘了，今天的改革环境比以前也好多了。
分析30多年前的改革取得成功的因素，会发现有三点重要启示，即成功的改革，需要三个因素：一，决策者的改革意志要很坚定；二，改革的目标要很明确；三，动员改革的一切力量。即使是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也有很多改革的力量。
所以，仅仅考虑把既得利益集团“打倒”，改革还是很难走出困境的，旧的既得利益集团打倒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又会站起来，那样还会陷入困境。改革的困境不单纯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而是既得利益集团是如何影响到改革决策的，要警惕出现利益一体化的倾向。
党国英 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放权，民主问题主要涉及这个问题。政府管的事情，和交给社会管的事情，要分开。】
要说改革困境，先要讲改革的难题。当前，最大的难题是处理四个关系。
第一个，劳资关系。这太需要改变了。工资上不去，怎么提高消费的比例？新劳动合同法没有得到落实，工会起的作用远远不够。这些非常重要，但又都没有做好。劳资关系不调整，问题很大。。
第二个，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包括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至今，理论界一直没把这个问题作为重要问题提出来。如果这个关系法治化，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就会降低。地方做什么，中央做什么，定好。比如房产税，或者说财产税，一定是地方税，中央放手，收与不收，完全由地方决定。
第三个，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该国家管的国家管，该社会办的社会办。政府管的事情，和交给社会管的事情，要分开。
第四个，要处理好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土地的使用，有私人的层面，也有公共性层面。公共性问题靠规划和用途管制来解决，不涉及狭义的产权；私人层面的事情就不要干涉。集权不要干涉，民主也不要干涉。
这四点，是四根难啃的骨头，也是四个方面的困境。这是改革长期的任务，脑子一定要十分清楚，并作为长期的战略来抓。
周超 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平衡
【以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为精神资源，依靠社会建设和政府改革双轮驱动，在制度创新中不断回应来自表层和深层的双重挑战。】
说改革困境，就要说改革的挑战。
以广东为例，一重挑战来自表层，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如何从“外源型经济”向“内源型经济”的转型，如何在做大蛋糕(效率)与分好蛋糕(公平)间求平衡，尤其是如何在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逐步消除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和贫富差别；社会秩序的维护，如何从生硬粗放的社会控制，向服务取向的社会管理转变，如何有效地控制腐败。
另一重挑战则是来自深层的挑战，这种挑战根源于体制性的内在难题——一体化体系的垄断逻辑与市场竞争之间的紧张性和排斥性，这是根本性的结构性挑战。
广东在深层上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法治民主和公平正义的制度框架，如何在市场、社会与政府逐步分离的状态下形成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格局，真正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