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生的路刚一起步就走不下去了？ 农民工第二代身负的压力、苦闷和脆弱急待社会关注

三个90后，都是第二代农民工。

他们境遇相似，也都曾怀揣梦想。而他们的青春记忆，却带着苦涩和残酷。

阿友10岁跟着父母来到台州，读职业学校，初二就辍学了。他说，本来想去读的，但没考上六中（椒江的公办学校）。陈建来得稍晚，也在职业学校读过书。三人都没考上理想的学校，早早辍学，常常在一起玩。

相约自杀前，陈建正在学厨艺，阿友学美发，星子送外卖。

家境：都是贫二代

星子爸妈在葭沚街上卖猪头肉。陈建的爸爸在船厂当个小包工头，妈妈蹬三轮车。阿友的爸爸打零工为生，50元一天，妈妈踩缝纫机。

阿友说，以前他读书时，爸爸没有工作，妈妈上班的工资，只够维持生活。“我家贫困点，星子家富裕点，我哥家也可以。”他说的富裕，是相对而言的。记者看到他们租住的农民房低矮、破旧、狭小，星子家楼上住人，楼下加工猪头肉，环境很差。

父母忙着打工，不怎么跟他们交流，他们也不跟父母说，在外面一玩好几天都不回家。

阿友和陈建都有姐姐，已成家，星子有妹妹。“姐姐都很孝顺，我哥哥的姐姐很能干，考了驾照，打算买车了，是我们的榜样，她高中毕业考上大学没读，在临海、上海都工作过，完全靠自己。”

三人想着自己死了，还有姐姐妹妹照顾父母。

家庭：都讨厌父亲

“有一点，我们很像，都很心疼自己的妈妈，讨厌自己的父亲。”5月9日母亲节，阿友说，他们三个都是在相似的环境中长大的。

他说，星子的继父经常打他，自己的爸爸前几年老是不出去工作，就知道在外面打牌喝酒，小时候放学回家，老是听到大人吵架。不读书了，老爸还经常喝酒打他，“这2年打我少了，但老是被骂，压力太大。”

陈建工作没着落，想学美发，家人反对，怕他跟弟弟一起贪玩。弟弟重新找到工作，家人会说他就知道玩，不如弟弟。

迫于压力，陈建放弃学美发，跑回黄岩小炒摊重新做配菜工作。8天后，接到星子的自杀邀约，他拖着皮箱回到家，把行李放在门口，没进家门就走了。

3个家庭都说最近没打骂过儿子，陈建的父亲承认，有时候会“讲”儿子几句。

工作：一个头，两个大

阿友2007年开始打工，在酒店、KTV场子里做服务生，现在他喜欢贴文身，跟当时的经历有关。

之前他在三个理发店干过。今年2月底，他和陈建认识了开理发店的阿杰，因为谈得来，就跟着他到高桥的店做学徒工。

这里距离高教园区近，阿友在QQ里说：“3所大学2万3千多人，还有2个KTV，每天我们店最少要洗500个头，店里3个洗头的人，我一个人最少要洗100个头。做了14天，双手已经裂开了，超痛，今天还被一个小姐骂惨了”。

一开始，阿友还邀请QQ好友来店里洗头，后来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有点厌倦，签名也改成了：一个头，两个大。

一个月后，两人辞职。阿友说，店里装修，老板老让他们搞卫生，不知道为什么哥哥和老板起了冲突，他们决定离开。

听说兄弟俩出事了，店员们都目瞪口呆。这一个月留给同事的印象是，陈建做事认真，但比较冲动，阿友头脑聪明，有点小偷懒。两人都抽烟，喜欢上网，每次出去玩，会把头发吹得很漂亮，偶尔会打车。

阿杰说，学徒工蛮艰难的，他们渴望被尊重，不喜欢被呼来唤去。听说他俩因为钱和家人闹过情绪。父母不舍得多给，希望存钱为他们造房子、讨老婆。“钱不够用，我还劝他们少买点烟，白天到店里抽我的好了。”

4月中旬，阿杰接到陈建的求助电话，问他有没有好的去处，知道他们遇到困难了，但没想到会走上这一步。

爱情：曾为此伤透了心

阿友说，星子有未婚妻，但星子不爱她，说爱情已经伤透了他的心，想重新投胎。他认为，“现在星子去了或许是个解脱”。

陈建谈过恋爱，但“爱了分了痛了后悔了”。他见过一次，女的好像是安徽人，在厨房认识的，“长得还行”。他不想做了，就带着女朋友离开了厨房。被女方的姐姐知道了，让他带着她妹妹去见她。

“我哥哥去了，才知道她姐姐是在外面混的，她姐姐要我哥哥离开她妹妹，否则要打我哥哥。他女朋友怕姐姐伤害我哥，答应了跟她姐姐回安徽。”

阿友补充说，“其实在外面混，都是被逼出来的。”他说，女人对他来说不重要，在他眼里只有兄弟。

心理专家

专家提供心理援助帮阿友走出困境

事发后，阿友在QQ空间写下了“生命怎么如此脆弱，为何总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才知道后悔”，“你们走了，我一个人活着好痛苦”等话语。

台州市中心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杨伯泉与阿友QQ聊天，为他提供心理援助。通过交谈，杨伯泉发现阿友对生命认知存在偏差，也表现出处于青春期少年典型的心理状况：单纯、冲动、迷茫。

杨伯泉说，阿友非常内疚，表现出一种抑郁病症。他说那边是天堂，我告诉他没有天堂，人死不能复生。在他建议下，阿友的父母对其生活起居加以关注，防止发生再次自杀。

阿友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代社会的“贫二代”，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群体，存在着急需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心理问题。这一群体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背井离乡，人际关系缺乏，家境贫寒，今后生活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他们非常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

交谈结束，阿友给杨伯泉发了一个握手的表情，说如果能早点明白，说不定自杀就不会发生了。杨伯泉说，他将继续和阿友保持联系，为他提供心理援助。

网络化生存

缺乏有效的人际沟通

台州市立医院心理医生孙雅娜说，这些外来务工者父母忙着生计，可能沟通差了一些，对孩子的关注太少了。表面上看，孩子没有出格，从小也没有逃学厌学、打架斗殴等现象，父母只关注外在的行为，而忽略了他们的身心健康。

阿友的母亲罗大群说，他们都在外面打工，早出晚归，没有时间跟孩子沟通，孩子有什么想法，也从不告诉他们。陈建的姐姐说，“我一直不是很乐观，但也不至于很悲观”。

台州市中心医院的心理医生杨敏说，现在的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不够健全，受外界的诱惑比较大，如果碰上家庭暴力或者冷暴力，这样的孩子很容易走上极端。3个好朋友，现实中不如意，便沉浸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这也削弱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沟通能力。

青少年集体自杀背后

有个网络自杀圈

今年3月，24岁的朱小辉在丽水市缙云县一宾馆自杀身亡，与他同时离开的还有24岁的刘黎。此前两天，刘黎从数千里之外的云南赶来，目的只有一个：让自己死去。而把朱小辉和众多自杀青少年联系在一起的，就是网络上的一个自杀群。

专家说，近年来在青少年中流行的网络自杀圈，在其他地方多有发生。不少自杀的青少年，都是通过网络走到一起的。工作不顺、爱情受挫、经济不独立、看不到未来，这些都是促使他们不想活的因素。

近两年，日本通过互联网组织的集体自杀事件不断增加，死者往往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日本新潟清陵大学心理学教授碓井真文说：“年轻人发现在聊天网站上，他们可谈论隐私话题，包括求死之心。其实许多人并不是真心求死，但一旦有人提出具体实施计划，便会促使人们下决心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