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缘起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一大亮点是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注。文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将此问题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一个重点。相对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不熟悉,同时,他们又特别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城市社会,但从制度到心理到具体措施,我们都还没有做好接纳的准备。对土地没有感情、在城市又不被接纳,让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城乡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我国现代化绕不开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解决,我国的城镇化就谈不上,现代化也谈不上,和谐社会更谈不上。我省中山市近年实行的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办法,无疑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有益探索,此外,还有些什么措施、从哪里着手来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我们特约专家建言。

新生代农民工就近进入城镇和工商业就业才是可持续的选择

出路在于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

●摘要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这一难题的核心在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现代产业素养,重点在于加快全方位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出路在于进行体制创新,提供更加公平的公共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既得益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提供的优厚“人口红利”,又面临着反复出现的“返乡潮”、春运难和“民工荒”的困境,如何以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重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契机,以《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为导向,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镇为手段来化解其就业不稳定难题,化解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双板结”的困扰,成为当前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三个特质和三方面利益祈求

对占农民工总数60%多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解读有三个关键字:“新、农、工”。“新”是与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相比有“三高一低”的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迥然不同,因而在利益祈求上存在重大差异。“农”是因为在现行户籍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下,他们仍然具有农村居民身份,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不能平等地享受所在城市的公共服务。这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规则,妨碍城市发展的正常化进程。“工”是他们大多数正在从事现代工商业活动,有一定的现代产业技能,能够接受现代社会理念并且按照现代产业规律从事生产和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性变化和技能素质提升,加上农地制度变迁使得他们不可能像父辈一样返乡务农。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性决定着他们的利益祈求有三个基本点,一是追求融入城镇化进程,他们没有返乡务农的意愿,更没有务农的技能；二是追求融入工业化进程,他们因为大多数人往往直接从学校进入外出务工行列,对于现代产业规律的熟悉程度远高于传统农业；三是追求融入现代化进程,更愿意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一员,享受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生活品质的提升。

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三个着力点

从供给方看,要融入城镇就要求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大力提升自身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在融入城镇化进程中的“话语权”,从而提升就业竞争性和稳定性,促使其成为产业升级需要的合格的产业工人。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趋势不可逆转情况下,随着养老保险无缝转移等利好政策出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更显得日益重要,没有就业的稳定性,就谈不上融入城镇,也谈不上成为现代市民。没有就业的稳定性,也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积淀进而影响到他们与资方的博弈能力,造成收入水平长期得不到提升。

从需求方看,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是吸引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镇的必经之路。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过程不是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向沿海地区转移就业的过程,附着中西部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就近进入城镇和工商业就业才是可持续的选择。从劳动力需求视角,通过产业升级,形成产业升级与劳动力需求数量和结构的动态优化匹配,通过产业转移,减少外来普工流入沿海地区就业。通过建立人口、产业和就业联动机制,保证劳动力流动方向合理、适度和有效,才是长久之计。

从供求均衡视角方看,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面临众多现实挑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因为他们的效用和目标函数与以前农民工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函数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缺口”而出现“民工荒”等供求失衡现象。虽然他们对城镇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镇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能力,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成为他们在城市中立足的掣肘。

有赖政府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首先是要解决就业问题,其次是要解决住房、子女教育问题,再次是要解决社会保障和公平地享有公共服务问题。这些均有赖于政府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如通过提供公平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由农民身份向产业工人转换问题。通过提供日益平等的社会保障服务,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尤其是养老保险跨地区接续政策,打通农民工有序流动就业的经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老病死问题。通过建立科学的就业景气指标体系,监测就业景气尤其是农民工就业与产业的匹配程度,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异地转移就业和降低就业风险问题。通过体制创新克服户籍、住房、子女教育等制度性障碍,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由农村居民向市民转换问题。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法治环境、文化氛围、制度环境,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镇的根本保证。(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教授谌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