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记者：从已经公开的信息看，预防腐败局的功能同纪检系统、检察机关内设的宣教部门在宣传教育上有重合之处，是否会造成职能重叠？如何整合发挥更大效用？

任建明：这可能只是组建预防腐败局机构过程中的一个表象。根据前面的介绍，预防和宣教(反腐败教育工作)完全是两类工作。两类工作都各有自己的很强的专业要求。比如，香港廉政公署的防止贪污处(The Corruption Prevention Department)是从事腐败预防工作的专门机构。该机构现在大约有50人，主要是管理专家、建筑师、律师、工程师、会计师、系统分析专家、计算机专家等等。由于他们是不同领域的专家，才可能知道各自领域中腐败的制度、体制原因到底在哪里，如何去预防。

半月谈记者：宣传、教育多被认为是“虚事”。预防腐败局如何虚事实做，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对于务虚的评价同样比较难，对于预防腐败局的工作，确定何种评价机制比较合理？

任建明：宣传、教育并不是“虚事”，预防腐败就更是硬而实的工作了。针对上述谈到的预防工作的功能定位，预防工作的成效大小主要就是要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腐败。以干部选拔任用和工程建设两个领域为例，预防了几年之后，假如这两个领域仍然是腐败案件高发领域，就可以说明在这两个领域的预防是没有成效的，或者是失败的；反之，就是很有成效的，是成功的。

需要强调的是，预防腐败工作本身是很硬的工作，当然一定要评估。没有评估，任何工作都做不好。

半月谈记者：一种悲观的观点认为，现今部分地区群体性职务犯罪等现象高发，腐败已成风气。在这种情况下，成立预防腐败局，对此难以有明显改观。您怎么看？

任建明：我承认，至少是在一些地方或部门，腐败是日益严重了，已经发展到群体性或系统性的程度。照理说，如果惩治有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或控制腐败的蔓延。预防工作也可能遇到和惩治工作完全相似的情况。因此，寄希望于成立一个具体的执行机构就能彻底改变状况，显然是不现实的。

我并不是要为成立预防腐败局辩护，我的真实意思是说：如果解决不了深层次的问题，预防机构宁可不要设立。因为结局可能是比较清楚的：没有多大效果。既然没有什么效果，又何必去浪费人力和财政资源呢？

当然，我也不赞成完全悲观、无所作为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是找到我国腐败难以得到有效治理的深层原因，再从深层原因上下手。这一深层原因，据我个人的长时间观察，就是“反腐败生产力”一直受到严重束缚。除了增设机构和人员以增加“反腐败生产力”，要寻求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来解放“反腐败生产力”。怎么改革，上面谈到的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整合反腐败机构，就是一项重要的体制改革工作。当然，通过深化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不断增加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也是一项重要的体制改革工作。(记者　宋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