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心理折射出社会环境问题

高晶考查孩子的成长，首先从心理学去分析，其中学习动机是一个大问题。他到学校问孩子：“为什么学习？”小学生说不清。再问：“你长大要做什么样的人？”初中生说没想过。又问：“高考填志愿谁决定？”高中生说妈妈决定。高晶感叹，在现实的大环境下，很多家长对孩子成长的标准就一条——“考上大学就是好样的，考不上这辈子就完了。”

吴洪健遇到过这样的案例。有个女大学生觉得上学没什么意义，说自己“承受挫折的能力差，学的专业是我妈选的，上学不能交男朋友，也是我妈的意思”。吴洪健说，这些孩子心理年龄比生理年龄小，多是因为从小家长管得过多，老不放心，一直替孩子做这做那，这个孩子即使长大也会觉得自己很没底气，得依赖家长。

吴洪健有一个心理咨询机构，专门针对学生的心理问题做一对一的辅导。她说，人的性格和人格在六七岁就有了一个大体的框架，到了大学跳楼自杀，不会是一时冲动，而是一种自我意识的积累，这个自我意识中内化着家长的许多感受。家长和小学、中学教育忽略孩子人格发展的结果，是孩子形不成一个良好的自我价值，即使读过大学也没法适应社会。

除学校教育的因素，吴洪健通常需要家长来配合治疗。“因为许多家庭的基调是家长控制孩子，孩子也会潜移默化地学到这样的行为。所以我要提醒家长，人做了家长，孩子也在成长，家长要面对很多价值观的冲突，只有不断学习才会成为成熟的家长。”她与北京市朝阳区教委合作在学校开展亲子培训，请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吴洪健强调，家庭给予孩子的东西，在孩子以后的成长中是会呈现出来的。

周湘斌提倡把存在心理问题的孩子从家庭放到社区的正常环境里，给他们提供专业的正规帮助和社区服务。所谓正规帮助就是通过学校的社会工作，开展家庭辅导，帮他们重新建立亲子关系。周湘斌说，对矫正中的未成年人提供的社会服务，现在基本上是沿袭少管所式的隔离教育，这些孩子回到社区许多又重新出现问题，说明隔离式矫正无法解决问题。应该从家庭着手，把家庭和孩子都放到正常环境里，除了对这些孩子提供心理学层面的专家式辅导和服务外，还有必要提供大量专业的社会服务。

回归“学生需要”的视角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许莉娅副教授认为，通常从思想政治这个角度讲的青少年教育，其内涵有知识的给予，也有“我要改造你，因为你是错的”意味，前提就带有对青少年的某种否定，“社会工作的视角则不同，我们会把孩子的一些状况、处境看成是他的一种需要，然后我们去给他提供这种需要。”

她在青少年服务的培训项目中，经常为大学生做团队辅导和个别辅导，在团队游戏中促使团队成员获得更多的群体经验。她说，与服务对象建立一种信任关系，可以使服务效果达到最好——“如果你得不到他的信任，你的信息就不会通过他的大脑去琢磨，更不会促使他身体力行，建立信任关系的目的就是让孩子接纳你。”

“首先你得接纳孩子。”一些父母求教怎样引导孩子，许莉娅的回答是，“这取决于父母的价值观，如果你认为孩子是多事的闹事的，强迫孩子实现你自己的理想，我再怎么教你技巧都不会有效果。

在许莉娅看来，“问题学生”这个已经司空见惯的概念不妥，一是可能会把青少年标签化，二是可能会针对人而不是针对问题，三是可能是对人的一种否定。青少年本身就逆反，“你把他从大的群体分离出来，他就会抗拒，让他消化你的想法就非常难。”

许莉娅认为，如果把孩子的问题当作成人问题的反应，就会针对问题而不针对人。把问题与孩子剥离开来属于一种后现代的助人模式，孩子会觉得“我这个人，你是认同的，只是我的行为有一些问题，你来帮助我，我愿意接受”。把学生的问题当作需要会更好一些。

许莉娅说，当一个人被贴上负面标签时，自觉不自觉就会朝标签方向发展，这时如果指出优点，他心里的感受就截然不同。怀疑就是病态的表现之一，尤其是中国的父母特别敏感于孩子的缺点，即使孩子考了95分，父母往往只分析为什么失掉了5分。最要命的是往往把一个人的问题从环境中抽离出来。正确的做法是对学生个人的评估“以问题评估为本”，关注学生处理问题的能力和自我决定的过程，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能力，要给学生传递“你是有能力的”理念，以此激活他们的潜能。

不剥夺孩子的权利

“尊重是我们社会工作的一个价值核心。”许莉娅不会忘记那一堂课：她让全班同学闭上眼睛，回想自己从小到大不被尊重的最深的经历，结果居然都是在学校受过老师的羞辱。有个学生说：“我犯了错，老师叫我出教室，然后把门一关，用树枝抽打。”还有学生说：“一次我上课迟到，老师叫我举起双臂整个身子贴在黑板上，就像电影里警察用枪抵住坏蛋后背。”许莉娅噙着泪问：“你们的家长知道吗？”学生们的回答令人心酸：“受到什么委屈都不能让家长知道。”

许莉娅说，很多家长并不了解孩子在学校可能被羞辱过，更不知道羞辱对孩子人格的健康成长会有怎样致命的影响。人格象征权利，每个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也是与生俱来的。中小学都有班主任、思想品德教学、后勤保障、心理治疗、共青团少先队这五大系统，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向学生提供帮助，恰恰是学生在学校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时，没有谁来提供帮助。社会工作中非常重要的服务，就是维护服务对象的权利。美国耶鲁大学有个学生法庭，学生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会有律师免费为他辩护。人格在伦理的意义上还与利益相关，尊重学生的人格，就要尊重他们的利益、他们的需要。尊重的底线是不羞辱、不诋毁、不嘲讽，进一步才是接纳学生、关爱学生。

许莉娅通常让学生写三个问题——我有什么优点，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能做什么。目的是让他们发现自身的优点，懂得如何挖掘自身优势，给自己一个客观的评价，学会客观地看待自己和对待自己。

把系统论生物学的一个观点引入自己的青少年社会工作——对学生的了解和评估做到“三个面向”，构成了许莉娅“人在环境”教育培训框架的亮点：

一是生命面向。有个孩子学习一直上不去，后来发现他听别人说话总是侧着头，到医院一查，他的一侧耳朵听不见任何声音，医生说这种状况持续了七八年，可妈妈却没注意到。还有个8岁的孩子出现呕吐，家长没有重视，等到严重时去看医生，被确诊为脑癌，从发病到去世仅仅两周。所以，孩子的生命需要父母时刻关注。

二是心理面向。有的孩子问题出在认知，有的出在意志，如果他知道要好好学习，但没有毅力，就可能是因为情感方面的障碍。

三是社会面向。影响孩子的环境系统有家庭教育、家长与老师的互动等。

许娅莉说：“帮助孩子树立自信时，一定要从这‘三个面向’多了解他的信息，这方面的个性化介入要比单纯心理介入广泛得多。”(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