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灾难中，NGO的作用很有限，这也是需要检讨的地方，NGO的空间为何不能增大？翁洹 摄

2月1日，广州火车站流花安置点。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下称广青)义工“小狼”趁空闲时间，赶紧往嘴里扒几口热饭。一名滞留旅客突然走过来，手里拿着一袋蛋糕，“跟你换行不？我三天没吃米饭了。”“小狼”怔住了，只能摇摇头。义工集结培训时，他和队友被反复强调：行动一律听从统一指挥，不得擅自派发物资。

同一时间，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下称青年会)负责干事“酸菜”忙得一团糟。他的任务是，根据春运办的指令，在一至两小时内，召集几十名义工到指定的安置点维持秩序或派发物资。现场数百名义工队长和“酸菜”一样奔忙，他们是春运办逐级下发的指令的接收终端。

“大灾面前，一切救援必须协调行动。”广州团市委志愿者部主任谢天文告诉本报记者，隶属于团市委的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是春运救灾义工的集结者，短短几日便招募了六千余名义工，划分为十人一组，五组一对，逐层管理与调配。

岭南狮子会副秘书长刘清青理解协调的重要性，她曾目睹，几名义工钻到人群中发矿泉水，引起哄抢，前来制止的警察被扔过来的矿泉水瓶砸伤了头。她也注意到，现场维持治安的武警与军队，对滞留旅客的问题，只有简单的“是”或“不是”。“显然，旅客需要的不仅仅是这样的答案。而非政府组织(NGO)除了服从调配，还应发挥更大作为。”

火车站滞留旅客飙升至18万时，车站派临时大巴车到13个安置点接旅客上车。在流花安置点，有焦躁的旅客冲入驾驶室，抱住方向盘不放；还有人把行李往大巴前一扔，人坐在行李上。“小狼”和队友上前耐心劝说，几小时后，紧紧抱住方向盘的旅客终于放手。次日，几名有心理学背景的义工组成了一支心理安抚小组，陪情绪不稳定的旅客聊天。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分析，NGO机构比较小，灵活性强，应对突发事件反应迅速。灾害发生后，他们一方面可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救助，另一方面能够马上组织捐款捐物和动员志愿者，做出及时回应。而政府不仅要判断真实情况，而且要通过庞大的官僚体制层层上报、层层决策，然后才能采取行动，往往会错失救灾的最佳时机。

在美国，非政府组织(NGO)美国红十字会已成为救灾中的重要力量，每逢大灾，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的首选合作对象就是美国红十字会。全美七百多个红十字会站点要求在灾后两小时内到达现场，提供避难所、食品、卫生和心理帮助。

广州火车站春运义工的专业化表现仅初见端倪。广青的心理安抚小组，每天只能派出一名义工；青年会发放的传单也仅限于小范围内；成员多为企业家、医生、教师、公务员的狮子会，此次也未施展个人的专业优势。他们的主要职责，仍是听从安排，统一行动。

青年会的“酸菜”希望，NGO能够参与政府的救灾决策，双方充分合作，而不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团市委志愿者部主任谢天笑指出，合作的前提是NGO的成熟度与专业性。目前，中国的NGO还不具备这个前提。大灾大难面前，义工不仅仅需要爱心，更要具备专业素养。但由于NGO的发育空间与经费长期严重不足，难以展开义工培训与援助项目，社会义工文化与专业度也无从培养。目前，香港的社工(专职义工)逾万，而广州不到十名。

变化在小步前行。2007年，广州市政府首次向广青拨款60万，尽管“做帽子都不够”，仍让谢感到欣慰。同年，他们向市人大提交出台“广州志愿服务条例”的议案，要求充分发挥志愿者在社会及灾难救援中的作用。作为纯民间NGO，青年会的两名志愿者于去年入选广州十大杰出志愿者之列，“前所未有地受到重视”。

谢天笑告诉记者，召集春运义工时，团市委办公室电话几乎被打爆，八个报名QQ群也很快满座，“我们现在不缺爱心，也不缺物资，缺的是怎样让爱心更有力量。”

知名网络人士北风注意到，《广东夺取春运抗灾胜利述评》一文中，提及“外国传媒都惊叹：连日几十万人的聚集拥堵，仅发生一例踩踏死亡事故。”

他认为，不能凭“仅死一人”而欢呼，死亡人数后面，还有每一名滞留旅客作为人的尊严与权利——就地“方便”的尴尬、亲友走散的惊惶、凄风冷雨中的饥寒……期待这些与生命同等重要的细节，在下一次灾难面前，也能得到与生命同等的待遇。而这正是民间力量能够做到的。(潘晓凌/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