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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随时能见到这种吸烟人群围着垃圾桶的景象。
30年烟民减半成为中国吸烟率最低城市 立法执法独立严苛控烟成果瞩目
从2007年到2010年5月31日,特区政府卫生署控烟办公室共收到公共场所吸烟投诉56000多宗,派出执法人员巡查55000次,上庭检控达15000多次,罚出定额罚款4600多张,每张罚款5000港元
熙熙攘攘的香港铜锣湾街头,任何外地游客都可以试试——或伫立路边,看能否“抓”住一个手拿烟蒂的香港人;或守在垃圾箱旁,数数有多少香港人吞云吐雾。
在推行一连串严苛的控烟法例背景下,香港留给吸烟人群的公共空间,可能已缩至露天的“不到几块阶砖之地”。在近三十年中,香港的吸烟人口持续下降,15岁以上人口中吸烟人口所占比例从1982年的23.3%大幅降至11.8%。
而近日,由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牵头发布《控烟与中国未来》报告称,中国在签署《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7年中,控烟履约绩效得分很低,位居参与成员末尾。
同为签约成员,行政监管与经济杠杆博弈、立法执法破局难、烟草文化根深蒂固……这些控烟进程中无法避开的老大难问题,香港同样感受深切。
这片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下定控烟决心的弹丸之地,已成为当代控烟城市标本。请随本报记者的深入走访,解密香港30年持久控烟战。
禁烟成功关键在于执法
法律制定得再严苛,如果缺乏积极执行力,法律也成为一纸空文。内地不少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都颁发过地方控烟条例,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法律是法律,但现实仍然陷入的尴尬。
在林文健看来,能否有效执法,法例本身的可操作性很关键。而且在执行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保障,如财政投入,授权执法等。
2010到2011年度,香港政府对控烟的财政投入约8700万港元。这是一个内地城市政府望尘莫及的数字;而打造精准到位的执法队伍,更是香港的创举。
从2007年开始,香港的禁烟执法主要由卫生署专责成立控烟办公室和香港警务处合力执行,目前共有执法人员99人,基本由大学本科以上的高学历水平人员担当。
然而,这些“控烟督察”绝不能仅是“秀才”。香港卫生署新闻发言人张志民告诉记者,专职控烟督察都需要接受由香港警务人员提供的专业培训,以应付日常执法及可能遇到的困难,必要时还会得到香港警察撑腰.
虽然执法队伍主要来自卫生部门,但是香港卫生署却深知,这个“硬骨头”必须通过跨部门合作实现,张志民说,在2010年9月推出的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制度下,香港多个政府部门包括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食物环境卫生署及房屋署的获委任人员,都可在其管理的公众场所法定禁烟区内向违例者发出定额罚款告票。“这一新措施,大大增加了控烟执法人员的数目,进一步加强了控烟的执法效力及法例的阻吓性。”
“要控烟,任何一个城市都有它本身的优势和劣势。香港自身没有烟草生产行业,但这并不代表会减少相关的阻力。回头看只能说‘日子有功’。”
从2001年就开始投身控烟工作,成为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成立23年以来首任女性主席的刘文文,这样总结专属香港的一部控烟史。
铺路
一朝禁烟幕后运功卅载
香港控烟措施引发人们注意,最早从2007年开始。根据修订的香港控烟法例,从这一年的1月1日开始,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而内地被普遍诟病的正是断定失约于这一行动的承诺日期——4年之后的2011年1月9日。
在2006年香港立法会通过香港控烟法例《吸烟(公众卫生)条例》目前为止最后一次修订之后,从2007年至2010年,香港的控烟行动走过了力度最大、速度最猛的四年——禁烟范围从室内到室外,室外又从“有盖”空间到露天空间;执罚金额从向违例人士发传票由法庭判定,到直接由执法人员现场开具5000港元的定额罚单。
这些目前在全球都走在领先位置的严苛措施,全部发生在这禁烟浪潮波澜壮阔的最近四年。截至目前,这些在很多人眼里看起来有点“不近人情”的做法,却无一例外地都得到了顺利推行。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控烟办公室前主管林文健透露,2007年底该办公室做过调查,90%以上的餐馆都遵守法律,96%的市民遵守禁烟规定,2010年调查显示就连在酒吧和公交车这种比较难禁的地方也有70%~80%的支持率。至于罚款,“从2007年到2010年5月31日,该办公室共收到投诉56000多宗,派出执法人员巡查约55000次,上庭检控达15000多次,罚出定额罚款4600多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