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岁末去医院看病的王晶晶过得很不愉快。她先是抽血时被一个实习医生打肿了左胳膊；接着她去六楼看右臂的一小块湿疹，大夫让她撸起整条袖子后，分散在房间里的三个男实习生齐刷刷地凑过来盯着她的手臂看，“就像看一棵大白菜”。

王晶晶肯定不是唯一的实习医生“受害者”。不久前，卫生部和教育部联合出台《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实习医生在接诊前需向患者亮明身份。患者不同意，实习医生不能参与问诊。此规定于今年1月1日起施行。政府部门出面规范，其中矛盾可见一斑。

出于自身的考虑，如王晶晶一样，大多数患者不希望碰到个不靠谱的实习医生，尤其是在不知情、无选择的情况下更是非常反感。然而，每一位名医国手，每一位成熟大夫，却又都是从“生手”、“新人”成长起来的。没有之前的毛手毛脚，很难有以后的手到病除。如何解决双方的关系，的确是很现实的难题。

患者：我真得很受伤

贾小欣(化名)至今还对一次“很折腾”的看病经历耿耿于怀。

去年11月，她预约了一位有名的中医，早早在诊室外候诊。还没等叫到号，她就被拉进房间，几名白大褂围上来，让她张开嘴巴，看看捏捏，用机器拍照。等她被“观察”完请出诊室后，才从病友那得知，这里面没有名医本人，刚才只是实习医生们的一次练手。

过一会儿，名医莅临诊室，提出要先看舌头，让贾小欣张嘴说“啊——”。正在她努力配合时，名医沉吟一声说，这条舌头太典型了，你们都来看看。立刻，诊室里二十几个实习医生围拥上来，医生指点着患者伸出的舌头，给学生们讲起了望闻问切的诸般道理。贾小欣心里千万个不乐意，但舌头还“在医生手里”，说不出半个“不”字，又尴尬又气愤。

像这样莫名其妙“被当成教具”的患者还有很多。南京有一名孕妇在生产时，被冲上来的六七个实习生观摩；很多妇科患者排队想约个女医生，却不幸碰到男实习大夫在一旁看着……比起尴尬，让更多患者担心的是实习医生的技术不到位，拿自己作“人体小白鼠”。

去年12月，谢燕(化名)在王医生手下顺利完成了手术。术后第一次换药时，王医生不当班，她建议让自己“最熟练的学生”小范单独操作。

一上换药台，谢燕就后悔了。这名男弟子非常紧张，“他冰凉的手指碰到我，惊得我起一阵鸡皮疙瘩。”事实上，由于伤口未愈纱布僵硬，病人第一次换药时会比较疼，有经验的医生会注意与病人沟通，让病人放松后再迅速换药。但小范整个过程一言不发，颤抖着手一点点地拉扯纱布。一波波的痛感让谢燕全身绷得僵直，眼前发黑，差点晕过去。尝试30多分钟后，小范和她都脸色惨白，放弃了换药。

由于扯到伤口，当夜谢燕疼得彻夜失眠，全身的感觉都集中在伤口的疼。熬到第二天早晨5点，她拨通了王医生的手机哭诉。而之后王医生亲自给她换药时，在随意聊天中娴熟地扯下旧敷料换新，整个过程只用了30秒不到。“时间很短，换好后就不疼了。”谢燕说。

事后，小范曾特地来道歉，谢燕也表示能理解。但她直到出院都拒绝再让实习医生换药，“看见他们就害怕”。在《规定》出台后，一些随机的调查显示，有七八成的患者不愿让实习的医生为自己诊疗，其中有不少人像谢燕这样，有切肤之痛。

没有实践，就没有成熟医生

面对实习医生的生涩，有些患者打趣道，别拿病人实验，先在猪手上练习扎针吧！事实上，实习医生们也很无奈。

“与很多学科不同，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不是想当然。同一种病在不同的人身上也会有好几种治疗方法，实践才是最重要的学习过程。”就读于南京某医科学校的研究生李俊告诉记者，他们在医学院学习五年，最后一年的实习期才有机会正式与患者接触，非常看重实习机会。

一名实习医生还透露了另一种期待。他表示，对医生来说，只有实习期才能无所顾忌地地问老师很多细节技术问题，真正工作后，同事之间反而很难开口，以免让人觉得自己水平太低，相互切磋起来更要慎言，以免得罪了别人。因此，实习期更显宝贵。

不过面对患者时，李俊和同学们一般都不告知实习医生的身份，以免遭到拒绝。李俊说，在医患不信任的环境中，《规定》的实行只能让实习医生的处境更困难。大多数患者一点小病都要挂专家号，根本不信任实习医生。“我们以后也许就只能抄抄病历、填写化验单，或测个血压什么的，但这样能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就很难说。”

两全其美，并非不可能

未来也许没有那么暗淡。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助理袁钟告诉记者，患者和实习医生的担心都是正常的，但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医院可以采取不少措施，来获得患者的配合。

他认为，和谐的医患关系和有效的医患沟通，都能够帮助实习医生得到患者的支持。“当病人觉得医院是负责的，自己的利益是有保障的，也会自然而然地同意医院的安排。”何况，虽然实习医生经验少，但也有自身优势：有更多时间，更容易专注一个病人。

在袁钟看来，患者及其家属对“准医生”的反感，并不总是针对“准医生”的权限，而是担心他们是否会做出超越自己能力和权限的医疗行为，从而对患者造成伤害和痛苦。如果能够打消这方面的顾虑，患者的配合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因此，他对《规定》施行后的情况比较乐观。

也有专家提出，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作有偿配合的探索。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院长孟国祥在接受《中国医院院长》杂志采访时说，在美国，由于医疗收费采取单一病种付费方式，患者明白，大学的附属医院是教学医院，在获得最优质服务的同时，也要让渡自己的部分权益，其隐私权就不能像在社区医疗机构那样得到有效保护。

作为一种补偿方式，国外经常采取有偿配合的办法。虽然医学生参与诊疗是医生队伍培养的必要途径，符合人类健康的整体利益，但是针对具体的患者个人，医疗质量或许会受到影响。因此，为换取患者的配合，可给与一定的物质补偿。我国香港地区也有减免患者部分医药费的做法。不过，这种做法毫无疑问增加了教学成本。

法律界对《规定》评价较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子龙说，知情同意，尊重患者的基本权利，这是必然方向。我国《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一些法律法规都有相关规定，只是这些法律法规主要是针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行为，不曾涉及临床中大量存在的实习医生的内容。

“从这个意义上讲，《规定》的出台意义非凡。”刘子龙表示，《规定》实施后，如果医疗机构不曾尽到自己的义务，那么其行为就侵犯了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势必在法律上处于不利地位，法院就有可能据此判令赔偿患者的精神痛苦和物质损失。其对社会发展具有的长远和整体效果是可以预见的。

不过，作为新的规章，《规定》的可操作性需要实践的检验。医院，特别是医学生众多的大医院，工作非常紧张，严格的履行告知程序，会不会影响到效率以至引发其他的矛盾，也被人列为可忧虑的。另外，即便采取有效的措施，但是患者考虑到就诊的安全性等因素，不同意某些临床实践活动，也将为医疗机构提出严峻挑战。 （记者 董伟 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