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杨功焕是中国控烟力量的领军人物之一。身为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她往来于政府机关和民间组织之间，最大化地推动着中国控烟事业的进程。

不过，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她从美国回来特意给父亲买了免税烟。“心里还挺得意，那时候万宝路还很稀罕，没想过是在害父亲。”尽管后来戒了烟，杨父还是因肺心病于2002年去逝。“老父亲七十多岁戒烟的，太晚了，病根已经落下了。”

杨功焕关注到烟草危害是因为对“中国死亡地图”的研究。她发现，中国的肺病大量上升，这跟吸烟严重相关。1994年,她进行了吸烟对健康影响的调查。这个调查的结论非常惊人。它证明，多达百万的人将死于吸烟引起的各种疾病上，而且年龄在35至69岁之间。

杨功焕的劳动支持了控烟前辈们的工作。然而，她并没有因此转到控烟的社会活动上来，而是继续在学术领域提供烟草危害的证据。1996年，她负责全国吸烟流行病调查。这个调查更加证实了危险的存在。“中国有3.2亿吸烟者，65%的人不想戒。不是戒不掉，而是没有戒烟意愿。”

后来，杨功焕去世界卫生组织(WHO)任职，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准备流行病研究及法律文本。这促使她从一个纯粹的学者转变为拥有多种能力的控烟志士。

2001年，中国作为谈判成员国参加《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讨论。杨功焕被聘为卫生部专家参与其中。“难度非常大。一百多个国家之间吵作一团。我国内部也是观点鲜明对立。”她说，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同志表示，控制烟草行业就是卖国，“还指着我们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工资的10%都是烟草行业贡献的？’”

国务院的批示帮了控烟的忙。这个批示的大意是中国要积极支持WHO的工作，促成《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形成。最终中国成为《公约》缔约国之一，并于2003年11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字。

“加入《公约》只是一小步，艰苦的工作还在后头。”杨功焕说，她有的时候非常气馁，“我们很辛苦地控烟，可是吸烟率只下降了一点点，各种危险因素还是上升的，我们心里什么滋味？”

然而，不必担心杨功焕会却步。一位同事说：“杨老师搞控烟就像堂吉诃德，她会向着风车冲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