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因脑外伤、脑肿瘤、脑血管疾病等呈现脑死亡就可认定此人死亡，这一标准完全不同于传统观念中的呼吸和血液循环功能的停止标准。人命关天，“脑死亡”一提出就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日前，在中国器官移植领域最大国际合作项目启动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明确表示：中国制定脑死亡法是十分必要的。 黄洁夫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脑死亡诊断标准已经很明确，只是由于中国没有脑死亡立法，医生不能宣布病人脑死亡而已。现在中国加入了包括WTO、WHO在内的很多国际组织，经济不断发展，迈向小康社会，如果要在世界上成为更有影响的科技强国，制定脑死亡法是十分必要的。

在接受采访时黄洁夫指出，脑死亡作为一种更科学的诊断标准，目前已经被包括中国在内的80个国家所承认，已有14个国家为此立法。1986年以来，我国的医学专家就在为脑死亡诊断标准以及立法多方呼吁。中国卫生部的脑死亡诊断标准已六易其稿，但仍然没有进入立法程序。那么，实施脑死亡究竟有何意义，实施脑死亡的障碍又在哪里？

脑死亡立法对中国司法界是个新课题

黄洁夫认为，脑死亡立法是对几千年死亡观念的突破，同时判断脑死亡是人命关天的事。中国有关专家在讨论制定脑死亡诊断标准中，十分强调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充分体现国际脑死亡研究最新成就，使诊断标准做到科学性强、实用性强、可操作性强。

由于脑死亡立法对中国司法界是个新课题，又有传统、宗教等影响，中国人接受新的死亡概念可能会有个过程。因此，黄洁夫强调：心跳呼吸停止和脑死亡两种概念可以同时并存，群众选择死亡界定可以择其一或两种标准，允许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在转变传统观念的同时，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等有关部门还要做好几方面的准备：确定脑死亡诊断标准、检查技术规范以及管理程序。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立法。

脑死亡不等同于“植物人”

作为一名医生，黄洁夫强调指出，脑死亡不同于植物人。他说，绝大多数人在生命的尽头首先是呼吸、心跳停止，但也有百分之五的人因脑外伤、脑肿瘤、脑血管疾病等，首先出现的是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不可逆的器质性损坏，这就是脑死亡。很多人将脑死亡与植物人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个不同概念。

黄洁夫说，临床上所指的脑死亡，是指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丧失的不可逆转的状态。脑死亡有别于“植物人”，植物人脑干的功能是正常的，昏迷是由于大脑皮层受到严重损害或处于突然抑制状态，因此病人可以有自主呼吸、心跳和脑干反应，少数病人还有可能一朝苏醒。但脑死亡人全脑呈现器质性的损伤，无自主呼吸，脑干反应消失，脑电波是一条又平又直的线，经颅多普勒B超显示脑死亡。所以说，脑死亡是永久的，不可逆性的。

黄洁夫指出，一个已经脑死亡的患者，在凭借机器和药物的情况下，发展到心死亡，平均约有7天时间。其间，医务人员不得不进行大量无效的“抢救”工作，而一个脑死亡者，每天要花数千元钱以维持呼吸心跳。对死者来说，这种做法既不科学，也无价值。“脑死亡立法不仅仅是为了节约资源，放弃明知无效的抢救，也是为了让人死得尊严些。实施脑死亡标准，为脑死亡立法，是尊重科学，移风易俗的表现”。

脑死亡立法有利于器官移植

很多人认为，脑死亡法出台后，所有人都必须按脑死亡标准来判定死亡。事实上，脑死亡只对那些生前自愿捐献器官的人实施，如无意捐献器官，则不在脑死亡诊断之列，可用心死亡标准。

黄洁夫指出，在法律上承认脑死亡，还有助于推进器官移植医学发展，使成千上万器官终末期病人因此得到再生的机会。目前中国心、肝、肾等器官移植在临床上已达到相当的水平，由于没有脑死亡立法，器官供体质量不如国外，器官来源的正常程序受到影响和干扰。出于对供体来源的怀疑，中国在临床器官移植领域的科研成绩得不到国际承认，论文不能发表，同时容易招致一些敌对势力造谣，歪曲事实进行攻击。

黄洁夫强调说，不要误解脑死亡立法是为了便于获得质量好的移植器官，它更能倡导精神文明和社会进步：能把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用在更有效的地方，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受益；能更新几千年形成的死亡观念，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国际接轨，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还能使移植器官来源更加充分。此外，死亡还是个法律概念，科学、准确地判断一个人的死亡时间，在司法工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最后，黄洁夫表示，脑死亡立法是一件严肃、慎重的工作。它不是卫生部或医生的需求，而是人民和社会进步的需求。他相信，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中国一定会加快立法程序，完成这一时代赋予的重任。（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