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计划经济体制？

“医改总体方案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重回计划经济体制”。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成员说。

根据陈竺描述，医改方案设计了“坚持以公办医疗机构为主，非公办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医疗服务体系”。方案在强调政府责任和投入的同时，也注意发挥市场的作用。

不过，据《中国青年报》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的现场报道，乌日图委员认为，这一描述对如何发挥市场作用强调仍嫌不够。

“不能一说公益性，我们就要从服务体系上、机构上强调公办。”乌日图委员指出，强调公益性，并不意味着公办医疗机构包办，上述提法可能压抑非公办医疗机构的积极性。

严义埙委员也持同样观点。他指出，仅仅认识到公益性医疗卫生体制中的“政府主导”是远远不够的。

“在此基础上，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责任边界，要明确哪些事该政府做，哪些该交给市场，政府管多少以及应该怎么管。”严义埙说。

“医改不怕补供方，而是怕大规模的养供方。社区医院提前从政府拿到费用，消极怠工也将成为常态。”顾昕说。可以想见，如果总体方案中政府彻底供养社区医院成为现实，患者在计划经济时代时从医护人员那里所遭受的冷眼、冷言冷语等现象都将重现。

除了社区医院，政府主导派还寄厚望于药品流通领域。

在北大和复旦方案中，药品由卫生部统购统销成为完善这一计划经济机制的关键一环。

仅以北大方案为例，该项建议为：一、建立基本药品和医疗器材制度。由国家统一组织研究、生产、购买和配送基本药品和医疗器材；二、加强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三、实施审批、检查、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的全程监管。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次分组审议中，委员们也曾对药价虚高提出批评，但未曾有人建言实行陈竺多次公开表示的“药品统购统销制度”。

相反，乌日图委员还批评说，国家几次机构改革，却没有安排一个专门部门研究医药产业发展的问题。药品生产体制亟待改革，但如此重要的内容居然在医改方案里语焉不详。“医改方案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缺少这一块是比较大的制度体系的缺失。”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顾昕提醒说：由行政权力负责统购统销，等于让官员去面对巨大的物资诱惑，从而产生巨大的风险。

“这让我们想起指令性计划的时代，上面让你生产什么你就生产什么”，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成员说，“同时，这还需要假定政府是一个‘万能的、仁慈的’政府。”

谁主导再国有化？

2007年12月30日晚间，医改大讨论的幕后操盘者之一、卫生部某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营资本在本轮医改进程中很难分得一杯羹，因为“实力还差得远”。

李玲亦对《中国新闻周刊》有过类似的表述：公立医院既然占据了市场上九成以上的份额，本轮医改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把公立医院做好。

“与公立医院做大做强相对应，行政权力也要最大化。”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成员说。

北大医改方案建议：设立“国家健康委员会”，统筹管理医疗服务、医疗保险、药品(医疗器械)以及人口、环境等其他与健康相关的部门。

各业务机构在“国家健康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下开展工作。

“这符合国际潮流，美日等发达国家莫不如此。”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成员如此说道。

类似的大卫生部，在中国被分解成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药监局、中医药局四块。

由于职权相对分散，卫生部的“集权行动”遭遇不少阻力。

“为了建社区医院那2690个亿，高强做部长的时候跑了不知多少次财政部”，卫生部的一位官员说，“结果还没完全跑下来，要知道他可是原来的财政部副部长啊。”

不过，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些官员看来，“抵抗”卫生部集权的举动是在坚持“补需方”的真理。

一直密切关注本轮医改的一位研究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行政权力具备天然的扩张性，东西方莫不如此。在资本的再国有化现象出现之后，行政权力的回收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现。

“其他部门收权的速度很快，而医改方面由于多头管理，相互制约，收权时反而互相有所牵制而放缓了脚步”。

“如果这些部委达成一致了，医改再国有化的步伐就要加快了。”这位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