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药价高的问题是摆在陈竺面前的难题，医疗卫生事业关系民众切身利益，同时又布满体制沉疴，新卫生部长该如何做？

中共党外人士如何与党组书记协调工作

陈竺简历

生于1953年8月，江苏镇江人，无党派，研究生学历，科学博士。1970年参加工作，1970年4月至1975年10月为江西省信丰县、横峰县插队知青，1978年9月至1981年9月在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血液病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1981年9月至1984年9月任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病研究室内科住院医师，1984年9月至1989年7月任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圣·路易医院血液中心实验室外籍住院医师并攻读博士学位，后做博士后研究。1989年7月后历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内科主治医师，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分子生物学中心实验室主任、研究员，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10月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陈竺在血液学、分子生物学等领域有较高造诣，取得了突破性成果，曾获得法国抗癌联盟卢瓦兹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个奖项。

万钢之后，人们就在等待，谁会是下一个，答案揭晓，下一个是中科院原副院长陈竺。

6月29日，无党派人士陈竺升任卫生部长，卫生部原部长高强任副部长、党组书记。

至此，本届政府“内阁”中的中共党外人士已占两席。

此间消息显示，之后还将有类似政治举动，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称此为中共“顺应潮流、广纳群贤”之举，而且将不止于万钢、陈竺，据叶预测，“少则三五年，这种用人趋势将会延续。”

陈竺其人

陈竺、万钢二人，被普遍认为是中共党外人士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生于建国后，“在农村、工厂的广阔天地中历练过”，上过大学，改革开放初期走出国门，在各自专业领域有比较好的表现，国内研究急需之时回国服务。

尽管两人经历有相似之处，但二人的工作特点将不同，比起科技部，卫生部更贴近民生。

正因如此，外界对新任卫生部长的期许又增一层含义，有媒体甚至将“操刀医改”称为陈竺的“履新第一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医改仍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有些措施不是很成功。“医改的重点应该放在基层的基本医疗问题，要强化社区医疗的环境，改善医务人员的待遇和水平，但不能市场化运作，要将其作为公益事业来做。”

“对于陈竺，我很有信心。”熟识陈竺的钟南山说，“他是从底层出来的，当过很长时间的基层医生，对基础医疗比较了解，能更好地理解当前的状况。”

陈竺出身于医学世家，其父陈家伦、其母许曼音是著名的内分泌研究专家。在江西当知青时，陈竺已经是当地的“赤脚”医生，当时远在上海的陈家伦夫妇经常给陈竺寄去医学书籍。

钟南山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陈竺是“青年人的楷模”：“在最好的时光遭遇了文革，从基层通过刻苦学习成为院士，很难得。”

比同龄人幸运的是，文革后考上大学的陈竺搭上了改革开放的头班车，到法国留学。这段海外求学经历为其履历增色不少，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眼界和风格。

几年前，中科院研究员何士刚和《Science》的两位编辑一起去南方基因组中心和陈竺见面。事后两位外国朋友对陈竺的评价是：非常聪明、很有想法。

去年，国际医学研究机构首脑会议在北京召开，一定程度上归功于陈竺的促成。

中科院生命科学近年来的迅猛发展，和陈竺的努力也许不无关系。在行内人眼里，陈竺办成了很多不易办成的事。

早在1998年成立的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草创初期也是困难重重。在陈竺的“串联”下，上海二医、中科院、复旦大学等相关研究机构工作人员最终走到一起，陈竺的组织协调能力令上海生命科学院院长裴钢院士印象深刻。

钟南山对陈竺还有另外一个评价：“他能根据事实分析政策，不是光看上头，能独立思考。另外，他很尊重学术界的老同志，能够听取意见。”

2003年SARS期间，陈竺曾领衔22名院士上书国务院，对建设预防医学体系、医学科学创新体系等提出了详细建议。他强调预防和保健，称13亿人的健康不能光靠看病吃药。

能否解医卫难题

关于卫生体制改革，陈竺有自己的理解，他曾提出要进行五个系统工程的改革：即个体的医疗系统、群体的公共卫生系统、卫生筹资系统、与健康相关产品的执法监督系统和医学技术进步的生命科研系统。

在他看来，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好卫生工作，直接做好公共卫生执法监督，部分参与医疗、筹资和科研活动。

“现在各方对医改问题的分歧比较大，发改委和卫生部等部门之间的思想不一致。另外，全国各地执行情况也不一样。必须先统一思想，才能改革。”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吴书松表示。

在医改陷入困境的当前，陈竺需要协调的不仅仅是几个研究机构；需要听取意见的，不只学术界的“老同志”。在医疗体制改革中，涉及财政部、卫生部、社会保障部、药监局等多家部门，医患、医药等关系百结交集。

与研究医疗体制问题的专家类似，基层医疗工作者也表达了同样的忧虑。一位基层医院院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医疗卫生体制受政府各部门制约，卫生部只是其中之一。

如果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合力，即使医学专家、党外人才担任卫生部长，“看病难看病贵”的解决仍然不乐观。

党外人士如何与党组书记共事

在统一战线内部兼顾不同集团，建国初的人事安排就有体现。当时，中央政府政务院四个副总理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各占一位。部门正职中的14位党外人士，10位来自民主党派，另外的四位——李书城、郭沫若、沈雁冰、傅作义均为无党派人士。

建党刚满86周年的中共正面临更加复杂的利益诉求。去年末发布的关于统战工作的重要文件中，“照顾同盟者利益”被明确提出。将部分中央政府正职向党外人士开放，已经由纸面转化为行动。

党外人士参政议政为多党合作应有之义，有观察者认为，这只是多党合作下正常做法的复位。建国初，除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也不乏党外力量。

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就是一例。周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1950年代曾任浙江省长。中共和其他政党的亲密合作在1957年后陷入低潮，“文革”后虽渐次回暖，但行政正职始终为党外人士难以企及。

此次科技部和卫生部打开大门，据权威人士透露，这两位早就在向中共推荐的候选名单之列。

中共中央统战部下设干部局，专事考察、推荐党外干部之职。该局原副局长胡治安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中共党外干部选拔程序和党内并无太多不同，一般都要通过中组部进行考察。

两次任命，因相隔时间不长、涉及部门正职而引起外界诸多猜想。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王文章更看重其中的象征意义。

但也有观点认为，作为中共党外人士，成为政府部门正职，还有另外困难，很多岗位需要的不仅是专业知识，更需要政治智慧，包括与其他部委协调和谈判的能力，而在这方面，中共党外人士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另一个可能难解的问题是中共党外人士与所在部门党组的关系如何协调。胡治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正是因为和执政党的党组、党委书记的关系不容易协调，所以鲜有党外人士任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正职，经常是党外人士副职晋升，直接越过正职，升任上一级副职。

1990年代中期，曾有党外人士担任司局机构的正职，工作中和相应党组书记就出现过协调问题，胡治安就协调过此类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劝说党外人士放宽心、坚持自己的行政权，让党组书记尊重对方的职权。

胡同时也透露，服从党的领导、政治可靠是选拔党外干部的重要条件。

根据陈竺、万钢的履历，叶笃初认为二人对中共的工作机制和运作方式应该比较熟悉，“但到具体部门工作，肯定和党委有个磨合过程。中共也在完善改革自己的领导制度，或许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进行一些创新。”

对于外界对其与党组书记合作的担忧，万钢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撇开政治、党派不谈，不管位置大小，无论你在引领一个公司或领导一个学校，都不能独断专行。他认为的决策民主化，实际上就是集体决策。

也有评论人士指出，目前执政党向党外敞开权力的大门的决心值得高度肯定，但党外人才匮乏也值得关注，只有党外人才储备充足，执政党才能拿出更多的职位，否则硬性安排，可能会对工作不利。(记者 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