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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贷机构自身“贫血”
出路何在
自茅于轼、汤敏最初在山西农村设立“互助基金会”以来，中国小额贷款发展模式经历的时间不算短。
1993年，茅于轼、汤敏分别出资500元和200元，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设立“互助基金会”，向有需求的农民提供小额贷款。这是中国民间第一个小额贷款试验。
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前往孟加拉，实地考察尤努斯模式，1994年，杜晓山向尤努斯借得一笔经费，在中国成立“扶贫经济合作社”，他因此被称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
在国家政策层面，遍布乡镇的农村信用社、邮储银行、农业银行，尤其是前者，一定程度上承载着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职能。在市场发展层面，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民间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共有近3500家，理论上也可以为有需求的城乡客户提供服务。
但实际情况是，农信社、邮储银行、农业银行纷纷“进城”，农村微贷“贫血”。沅江信用联社一所分社的胡姓负责人坦言：“农信社过去主要是面向农村进行小额贷款，现在确实更像商业银行了。”她介绍，自己所在的分社，放贷额度有限，放贷指标往往一月份就用完了，再加上贷款要求当年收回，难以满足农户需求。
民间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是商业银行和担保机构之外的有益补充，但是，由于天然的“嫌贫爱富”，就是城市的不少中小微企业也难以得到信贷资金惠顾，农民更是难以企及。
2006年，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他所开创的乡村银行模式，成为中国微型金融学习的范本。张化桥、唐宁等投资界知名人士纷纷“下海”，微额信贷有了创新性发展。目前，我国民间P2P微额信贷机构已近百家。
与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相比，微额信贷大多面向特定的微型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提供无抵押贷款，定位于“社会效益优先”。然而，经过多年发展，这近百家微额信贷机构的总余额还不足10亿元，甚至不及商业银行向一家中型企业提供的一年综合授信额度。
哈哈贷的关闭和贷帮的窘迫，凸显当前微额信贷面临的政策困境：没有适宜的法律身份，缺乏制度性的融资渠道，无法享受相关金融优惠政策。
8月12日，记者就此采访湖南银监局一位负责人，对方婉拒，理由是：按当前政策，它们不属于银监局的监管范围。
在本月初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小额信贷创新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再次呼吁，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的发展。“应该出台类似2008年5月银监会与人民银行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可以综合就各类小额信贷机构，也可以单独就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出台试点意见。如果不出台相关政策，至少，作为应急手段，应该成立一个基金，带动社会资金的参与。”
过去3年，杜晓山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这一观点，但未获实质性进展。
最新消息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正在着手小额(微额)贷款的政策研究。
在民间，汤敏去年末出任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友成大学(筹)校长，依托这家非公募基金会，开始“保值扶贫投资”尝试，今年，该基金会创办北京友成普融信息咨询公司，专门为小额(微额)信贷机构提供能力建设培训和后续融资服务。(潇湘晨报，记者 张冬萍 益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