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新中国金融史，就是一部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史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曾分析认为，“没有控制住法兰西银行”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沿着这种脉络，中国银行研究员王元龙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正是基于“金融工作关系国家命脉”的认识和判断，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前30年”大一统的国家银行体制，还是“后30年”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时期，国家一直重视发挥金融业在促进经济良好运行中的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更具体地解读说，从新中国成立时期的打击投机倒把和加强金融管理，到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治理通胀的三大战役，从体制转轨时期金融体制改革，到新时期应对复杂国内外形势的政策较量，不同时期金融工作的重点，不仅根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更为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起到了扬帆护航的作用。

1949-1952：重建金融“山河”

“新中国成立时，我们面临的其实是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烂摊子’。”谈及央行初创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张健华将其形容为“经济崩溃、物价暴涨、国力衰微、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为了支持国民经济恢复，央行在这一时期承担着四项基本任务：

一是建立独立、统一的货币体系，使人民币成为境内流通的本位币，与各经济部门协同治理通货膨胀。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并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简称“新币”)时，各解放区还流通着冀南币(包括鲁西币)、晋察冀边币、北海币和西农币。为了保护人民财产，采取了逐渐收回“旧币”的措施。另外，针对国民党政府在其崩溃之前发行的金元券，人民政府每解放一地，就明令禁止金元券流通，同时，为了照顾工人、农民、职员、学生的利益，采取了限期兑换的办法，并将收兑的金元券输送到敌占区换回物资。

二是迅速普建分支机构，形成国家银行体系，接管官僚资本银行，整顿私营金融业。“接管官僚资本银行和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是同时进行的。”张健华表示，人民政府在接收官僚资本银行的过程中，利用原有银行机构的营业地点和人员办理业务，或改为中国人民银行的营业部门，或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按行政区划重新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

以接管中国银行为例，除了没收其官股，改组董事会，由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担任董事长以外，职工全部留用，原职原薪，机构暂不变，中国银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经营外汇业务的专门银行。

三是实行金融管理，疏导游资，打击金银外币黑市，取消在华外商银行特权，禁止外国货币流通，统一管理外汇。新中国成立时，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投机商人却兴风作浪。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3月，共出现了四次物价大涨风潮。其中，1950年3月的物价指数比1948年12月上涨了42倍。

对此，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全盘高度、统一行动”，加强财政税收、增募公债，银行积极吸引存款、收回贷款；另一方面，针对不法分子利用金银进行投机倒把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门对地下钱庄给予了严厉打击，据央行统计，上海、广州等地查获地下钱庄和摊档近700家。

四是为迅速恢复生产，开展存款、放款、汇兑和外汇业务，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为迎接经济建设做准备。张健华告诉本刊记者，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要经济工作是对工商业进行改造，确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因此，央行的信贷和利率政策主要是积极配合、支持工商业的调整和改造。在此之中，又以国营贸易部门和供销合作社为重点，而对需要由国营商业取代或应予淘汰的私营批发商，银行则收回贷款。

另外，为了配合土地改革，央行利用遍布农村区镇的营业所开办农业贷款，在全国农村试办信用合作社，并成为银行在农村的有力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