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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全文)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om.cn  2009 年 0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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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能否有效地调整储蓄率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没有采取人民币贬值的政策,并为此付出了代价,经济恢复一直较慢。

中国当局克服困难、坚持稳定汇率,对阻止当时危机蔓延是有贡献的。

危机后,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推进,企业和政府部门改革力度加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效益改善,政府财政状况良好,居民收入稳步增长。2002年后,储蓄率开始显著上升,且以居民储蓄平稳增长,企业储蓄明显上升为突出特点。中国的储蓄率从1998年前后的37.5%升至2007年49.9%,其中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而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仅上升2个百分点。

目前,中国企业储蓄占GDP的比例已处于全球高水平,这与经济转轨过程未能充分解决企业成本/利润扭曲密切相关。计划经济时期,工人的住房、医疗、养老等长期性支出都由企业和政府承担,无需从工资中列支,居民的储蓄动机不强,储蓄被称为"强制性储蓄",即排队太长买不到东西。90年代后的改革打破了"铁饭碗",企业不再直接负担上述支出,但社保体系并未有效建立,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显著增强;同时,由于劳工工资成本的真实化进程是渐进的,企业未将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润转移成工人养老、医疗和保险等支出,导致企业储蓄显著上升。这也是有人建议中国将上市公司部分国有股权划拨给社保基金的重要原因。

中国政府降低储蓄率的意图是明确的,2005年以来中国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作为基本国策,其综合效果必然是降低储蓄率,但对影响储蓄率的因素及其弹性、具体调整措施等仍需深入研究。

此外,公共部门、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仍不彻底,影响了储蓄率的调整。尽管目前民营、私营企业已实现市场化和成本真实化,但政府机构体系没有纳入社会化管理,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改革虽取得较大进展,但由于成本因素不确定,货币化程度不够。当前应当加快政府部门改革和职能转化。

五、对美国家庭低储蓄率的观察

美国家庭储蓄率变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长期维持在7%至10%;二是1997年后,伴随着"双赤字"特别是贸易赤字显著上升,储蓄率显著下降。有观点认为,这是90年代中期后各方对美经济"过度乐观"(Euphoria)所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解体,经济滑入下行轨道;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欧洲经济也因劳动力市场僵化等结构性问题表现不佳。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具有最优的经济体制,似乎无人能敌,唯一能在增长模式上对其形成挑战的是东亚模式,但1997年后,亚洲经济也受到重挫。近年来,尽管美国经济也遭遇了"9·11"和高科技泡沫破灭等冲击,但表现出很强的灵活性和恢复能力,致使市场对其"过度乐观"。这种观点显著影响着美国居民的储蓄行为。由于此次危机规模空前,预期这种过度乐观的情绪危机后会出现较大调整。

从储蓄率波动的时间分布看,美国本轮低储蓄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东亚国家储蓄率提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储蓄率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后,两者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六、储蓄率调整的可能选择

全球储蓄率不平衡客观存在,储蓄率高低差异的原因多样,似不能简单地将储蓄率高低说成只与汇率有关。希望某些长期特性在短期内改变不切实际,需从更广泛的宏观角度,综合考虑。

首先,解决储蓄失衡问题,需要综合药方。尽管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但当下并非美国提升储蓄率的最佳时机,还需同时平衡刺激消费和恢复经济增长。东亚国家降低储蓄率也需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价格体系等多方入手。当然,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是其中一部分。在此次危机应对和调整中,中国通过扩大消费内需丰富经济增长动力,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在全球位居前列,且以纯支出型政策为主,注重改善民生、促进就业,增加农村地区及弱势群体收入。

其次,各国和国际组织应加大合作力度,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监管。本次危机表明,需进一步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监管,提高国际资本流动透明度。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预警体系,防止掠夺性投机冲击。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完善救援机制。在新兴市场出现短暂性国际收支危机时,国际救援措施应迅速,附加条件应适当减少,以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安全感。从国家层面讲,会鼓励这些国家减少外汇储蓄,扩大内需。

再次,合理引导储蓄盈余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新兴市场的储蓄流向发达经济体既不合理,也不符合后者寻求增加储蓄的愿望。东亚国家储蓄率调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显效,产油国高储蓄率在油价未大幅下降前提下仍将维持较高水平,因此全球储蓄不平衡在一段时期内仍会存在。为使储蓄合理流动,提高全球资金配置效率,可以考虑将储蓄盈余更多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它们是未来全球经济的高成长点,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但缺乏发展必需的资金。

最后,应继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当前,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计价结算大部分都集中于美元,美元是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据IMF统计,截至2007年底,美元外汇储备仍占63.9%。当一些国家储蓄增加时,如表现为美元外汇储备,就不可避免地使资金流向美国。虽然美国为克服金融危机短期内仍需资金继续流入,但长期看,美国要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并不希望资金都流向本国。同时,全球外汇资产过度集中于单一货币,容易出现事与愿违的异常现象。因此,除加强监管合作、引导储蓄资金合理流动外,国际社会还应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金融政策监督,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长期内稳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来源: 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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