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像大多新兴市场国家一样面临通胀高压。今年前两个月,中国CPI连创11年来新高,2月增幅达8.7%。政府试图在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与抑制通胀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
3月31日出版的2008年第7期《财经》杂志报道,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上,与会的多数专家学者均认同,中国目前面临的通胀问题更多受到输入型因素的影响。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演讲时称,“中国目前的通胀属于输入型通胀,主要是由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推动的。”它是全球经济形势造成的,而非中国的内部政策。他认为,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并不会对现在的通胀情况会有特别大的效果。“中国不能再用传统的单一模式来治理通胀,而需要一个不同政策工具的组合。”
对于中国应对通胀的有效政策组合,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提出,最重要的政策措施还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他表示,相信中国政府在实施稳健财政政策和从紧货币政策的同时,会让人民币汇率比过去几年更快升值。
斯蒂格利茨称,现在确实应加快人民币汇率调整。“因为它可能会进一步消除或者是减缓通胀压力。”他并补充,要关注信贷的有效分配问题。对于信贷的控制和限制,应关注究竟是谁获得了银行的信贷。他认为,现在人们过多关注不同措施对于信贷分配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而忽略了整体信贷供给本身。
而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中美两国利率政策的相反走向,可能加剧海外热钱或游资进入中国。斯蒂格利茨建议,如果还要有加息的行动,须采取额外的措施限制外资流入,比如对资本征税。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认为,中国通胀的来源主要是农产品,而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宏观调控没关系,因此紧缩货币政策不会把农产品价格降下来。目前的解决办法是适当增加农产品进口,政府亦需要增加一些库存。现在的农产品供应出现短缺,是因为决定生产时的价格太低。
“防止通胀和防止经济过热基本上是没有冲突的。”刘遵义教授向《财经》记者表示,经济增长和防止通胀的平衡点,就在于防止出现滞胀。“美国现在有这个问题,中国没有。”
美国经济与外界,特别是新兴市场是否“脱钩”(decoupling)一直是经济学家的争论点。
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这一次的经济衰退可能是比较严重的一次。美国需要一个非常长时间的恢复和复苏过程。他批评美国政府的刺激经济政策“规模太小,来得太迟”。他并预计明年会有220万美国人因失去住房抵押权而无家可归,在未来六个月到一年间,次级抵押贷款将进入还款的高峰期,而这对于市场的冲击将不言而喻。
“期望中国经济与美国‘脱钩’不太现实。” 斯蒂格利茨称,几乎可以肯定,中国经济将会放缓,但这对于中国调整经济结构会是一个有利的机会。
而刘遵义则较为乐观。他认为,“中国经济不会被美国出现的问题所影响”,理由是,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与GDP比值不到3%,中国每出口1美元,实际上国内的增加值只有17%,也就是17美分。尽管现在中国某些地区,尤其是依赖对美出口的地区,感到压力很大,但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中国的实际GDP增长可能只会下降0.5%。”刘遵义就此影响作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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