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型城镇化
|
|
新型城镇化需要打破习惯思维
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会看到，小城镇建设关联度高、影响面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直接体现出农民生活和农村文明的总体水平。改革开放33年来，我国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到19,249个，数量上增加了17,076个。再加上1.8万多个乡集镇，小城镇的人口、地域和规模显著增长，经济总量提升，社会事业发展，综合实力增强，是名符其实的城乡和工农连接纽带，是农村社会公共品的提供基地和服务载体。
最近10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小城镇经济、社会和体制等方面的调查研究。我发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当时的人口分配耕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就造成了目前普遍存在的外嫁女问题，以及2.5亿新生代农民，他们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迁徙流动。在他们的身后，还站着8,700万留守老人、儿童和妇女。这些新生代农民本质上就是流民，没有什么增长或发展，值得用这些人的命运去换取。这是一个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经济压力，这是一个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政治任务。
我认为，新型城镇化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具有托底作用，应当上升为国家战略，所有的经济政策和制度设计都有必要指向这个落脚点。纵观历史风云，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是历朝历代治乱成败的首要因素。但让我深感忧虑的是，在政策、资金和项目资源的使用上，中央政府的习惯性思维是向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倾斜，省级政府的习惯性思维是向省会城市和本省的次区域中心城市倾斜。对于小城镇的政策设计，相对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到位，经常处在摇摆不定的状态中。事实上，我国91%的国土面积、73%的人口在县域，老祖宗早就告诫“郡县治则天下安”。
面对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经济下行风险越来越严峻的形势，新型城镇化是目前唯一可以培育的空间因素。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最终都要落地，都要落到一个特定的空间。这是从全局出发提出的战略构想，是梳理基本国情后得出的一个逻辑结论，对于国家未来走向影响深远。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官员必须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改变“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先工业、后农业”的惯性思维，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研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