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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我们面临的是国民财富的不断流失，中国已经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即所谓的美元陷阱）”，中国必须尽快摆脱储备中基本是美元资产的失衡格局，加快战略领域的产业投资，积极推动外储投资多元化。
作为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投资对象，中国持有美国债券规模在过去的十年中经历了爆炸性增长，年均增长率达36.8%。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截止今年5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为1.16万亿美元，继续成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在全球债权人中仅次于美国社保基金和美联储居第三位）。
然而，提高债务上限对于美国而言只是暂时的“喘息”，随着债务规模越来越大，财政负担、融资成本的不断上升，以及社会福利费用的大幅增加。这意味着中长期来看，一方面，美国债务风险将长期化，全球资本市场将会失去风险评估基准，整个资产定价体系都需要重新调整，中国可能要面临全球金融市场的不断冲击，中国金融体系以及资本市场也将面临动荡；而另一方面，美国债务增长失去控制也会让美元发行失去了控制，随着美国债务的膨胀，美元将进一步贬值，这也将直接导致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储备资产的大幅缩水，而中国占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外储将首当其冲。
出口驱动型的经济模式下我们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收益率3%～4%）回流美国资本市场；而美国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接受这些“商品美元”，然后将这些“商品美元”投资在中国这样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由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收益率缺少完整统计，但来自各方机构的报告显示，外商在华投资收益颇丰。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美国在华企业白皮书》的调查发现，美国在华企业2000 年的投资收益率是10.9%，2004 年收益率达19.2%。社科院报告显示，1999-2009 年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经营性净收益率为15%，加上资产升值和人民币升值因素，收益率为18%。因此，如何摆脱“低效率、高风险”的循环，如何扭转这种利益分配失衡的最好办法就是转变中国的资产负债结构，加快外储支持“走出去”战略。
事实上，我们已经具备了大规模海外投资的条件，自2000年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已经第十一个年头。中国从一个外国直接投资的接受大国变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更是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变为了对外直接投资额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外储应该转变投资模式，要进一步加大对实体和产业的投资，积极开拓重点领域的海外市场、加大技术升级、资源能源收购、知识产权等项目的重点支持，以及新兴产业方面的股权投入。除了被当前人们所关注的资源、能源领域，外储可以考虑向以下领域有所侧重：
推动战略新兴产业“走出去”。根据笔者的测算，目前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只占中国GDP的3%，到2020年，这些产业占GDP的比例将提高到15%。要实现这个目标，这些领域的企业就需要拓展海外市场，取得全球的资源整合和市场的开拓。
推动中国农业“走出去”。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牢牢掌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生产技术以促进粮食增产的同时，充分利用境外土地、水源、水产等自然资源，建立稳定、可靠的境外农产品供应基地，已成为农业“走出去”的必然选择。未来，全球粮价上涨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十二五”时期，可把具有良好的市场、政策、自然条件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俄罗斯以及拥有丰富渔业资源的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岛国作为“走出去”重点区域。发挥我国在农产品种植加工、禽畜饲养、农机具生产、渔业捕捞等方面具备的相对比较优势，推动农业加快“走出去”。
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当前，在以资源收购为主的情况下，“走出去”兼并收购的主体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居少。从发展趋势看，要发挥民营企业的体制优势，鼓励民营企业在其他产业上积极“走出去”。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处于资金少、受扶持也少的劣势地位，但民营企业产权清晰、机制灵活、决策快、在国外收购的阻力小等。因此，对于资金不足但又有海外收购意图的民营企业，国家应该积极扶持出台更加积极的鼓励政策。未来五年，随着我国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政策效果的逐渐显现，民营企业的规模和整体竞争力将明显提高，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预计未来我国的民营资本对外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将明显提高。
推动设立海外研发基地。中国要成为自主创新型国家，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是必然的选择，利用外储支持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利用海外研发资源，使研发国际化，取得先进水平的自主知识产权，进而提高中国技术体系的创新能力，为跨越产业低端徘徊奠定基础。（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