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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仅要懂得创造财富更要学会管理财富，财富的概念不仅是物质上的财富也包括人力资本的财富。近几年，中国海外移民潮所引发的财富“潮涌”正引发各界对中国财富管理的担忧。如何才能真把财富留住？中国更应该在制度建设和经济改革上多做文章。
从劳工移民、留学移民到如今以智富阶层为主力的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由于投资成本较低、成功率高、获批较快而成为中国投资移民的首选地。根据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统计数据，2009财政年度，通过在美国投资至少50万美元而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即“绿卡”)的投资移民签证获批人数同比增长了3倍，其中，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增长最为迅猛，占比近五成。2010财年，中国共有超过7万人获得美国绿卡，仅次于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
招商银行与贝恩资本发布最新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进一步显示，中国累积投资移民的人数最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达73%，其中约有27%的受访者已经完成投资移民，而正在考虑的受访者占比也高达47%，中国投资移民的趋势还在加强。
事实上，在国际移民大潮中，近几年中国海外移民也呈扩大趋势，中国社科院2007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就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而成为最大移民国的同时，中国知识精英的流失也成为全球之首。自1978年以来，中国有107万海外留学生，而只有27.5万人回国，而有近四分之三的人才流失海外。
应该说，国际移民是与经济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人才全球化的客观规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更反映了资源全球化配置的需要。然而近些年，中国如此之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所引发的“潮涌现象”值得高度关注，移民潮不仅造成了中国的财富流失、人才的流失、税负的流失、消费的流失，更对中国“橄榄型社会”的建立造成深远的影响。
不断加速的“海外移民潮”与中国“高税负、低福利”的大背景有关。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一国宏观税负水平与该国人均GDP呈正相关，人均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的宏观税负应该在23%左右。201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而2007年-2009年，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分别高达31.5%、30.9%和32.2%，远远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最佳值。
福利保障方面，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国民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NP的20%-30%。比如，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2007年政府支出的福利支出（包括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等）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高达68.8%、58.7%、56、7%和57.1%，而相比之下我国2009年中央财政中的社保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分别为7.6%、2.7%、4.5%，整体国民福利水平相去甚远。
然而，对于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的倾向和成本而言，投资环境和创业环境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因素。投资移民最主要的还是看重发达国家相对宽松的创业制度环境，美国相对而言是快速发展的小型公司最理想的创业成长地之一。金融危机以后，为提高全球竞争能力，美国采取了诸多鼓励投资政策，如提供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提供劳务、投资和培训服务等。对于在非中心地区、边远地区和经济开发区投资的企业，美国政府还提供特殊的优惠政策。与之相比，国内与创业相适应的创业孵化体系、风险投资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分配与激励制度等一整套的制度结构尚不成熟，体制障碍了构成创业的基本制度性约束。
当前，国内企业的经营压力越来越大，一方面，由于政府对国有资本的政策倾斜使得这些部门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垄断和要素控制力，民营资本缺乏应有的制度保障，而另一方面，由于红利的减少、劳动力、土地以及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使得许多行业的利润率越来越薄，一些原本做实体经济的民营资本移民意愿萌生。
因此，对于中国这个向“橄榄型社会”大步转型的国家而言，如何通过更好的机制和更好的福利环境把财富（物质财富和人才财富）留住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议题。对于很多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而言，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打破垄断，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应该扩大对内开放，通过制度安排让市场真正发挥其在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公平竞争，提高经济效率，降低中国整体宏观税负，构建有益于民间投资的经济生态体系，把中国的国家财富留住。
而把人才留住则要靠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比如加大教育制度、就业制度、以及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构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和“藏富于民”的收入分配机制，为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扫除制度障碍，加快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教育培训政策，真正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战略上来。
而今，中国国内的金融资产已超过百万亿，我们也正在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试图让人民币“出海”，然而如果没有一个留住财富的环境和机制，财富流出去了能回来吗？（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