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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进入加息期 美联储为何与全球央行"对立"
关键词： 全球 加息 美联储 央行
欧洲央行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40年来先于美国加息的举措。与毅然决然的欧洲央行相比，美联储推迟“退出”的立场相当明确，伯南克依然故我的态度表明美联储有它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美联储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时机、手段、顺序以及策略上都有相当谨慎的考虑，绝不会贸然行事。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货币政策是危机的平衡器，美国要利用其全球货币政策的主导权获取最大的利益。
大部分人都揣测美国经济风景这边都好，政策该退出了吧，然而美国货币政策背后所附着的目标和任务决定了政策不可能轻易退出。
首先，从退出的策略和顺序看，“量化宽松”到底怎么退？事实上，所谓“量化宽松”包括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水平、创新流动性管理手段、启动“国债和抵押担保证券（MBS）”购买计划等等。这些措施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危机爆发至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规模由2007年6月的8993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4月初的26529亿美元，是危机前的2.95倍。美联储可能通过逆回购协议和在美联储的定期存款来回收市场上的流动性，并出售美联储持有的部分抵押担保证券、机构债券和国债，进而压缩资产负债规模。因此，美联储只有在收缩资产负债表之后，才可能提高联邦基金利率。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联邦基准利率是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在内的一系列利率的基准。当前，美国房地产市场面临“二次探底”风险。止赎房屋过剩以及不断下跌的房价严重制约新屋销售，2月份，美国新房销售量比上月大跌16.9%，创下有此纪录以来最低；二手房销量环比下降9.6%，为半年多来最大跌幅；建筑许可证发放量环比下降5.2%，跌幅大大超出预期。2011 年2 月份CORELOGIC的住房价格指数按年比较下跌6.7%，比历史高峰下跌34.5%，比2009年3月低位低4.1%。
其次，从退出的工具和手段看，伯南克曾经信誓旦旦的表示，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膨胀不会导致通胀上升，美联储有撤出刺激措施的工具，有能力回收流动性，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从去年伯南克提出的宽松政策退出机制的五大手段来看，包括提高超额准备金利率、进行逆回购协议、在公开市场出售持有国债和证券、财政部发行短期票据回笼资金再存入美联储、将部分超额准备金转换成定期存款再存入美联储等，都面临着实施的约束。比如为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就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美联储需要为此付出高昂的资金成本，如果按照7500亿美元的超额准备金额度估算，其利率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总的利息支付就会增加75亿美元。在预算危机不断拉警报的当下，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买家的美联储，若贸然抽回流动性，美国国债收益率将出现大涨，这将加重消费者、企业及联邦政府的债务负担，并使美国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美联储怎敢轻举妄动。
美国货币政策立场与全球对立是由其货币政策的极端“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决定的。美联储向来把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利益平衡和危机治理的有力工具。美国QE2的本质是就是债务货币化。美联储用一个可以称得上“天量”的国债购买计划来支撑全球流动性战略，其背后是加速全球财富的转移和再分配，全球2009年外汇储备是全球GDP的13%，其中60%以上是美元资产，也就是5万多亿美元。2009年，国外持有美国的资产总额，不包括金融衍生产品，已经达到09年美国名义GDP的1.25倍，美元贬值将使这些财富大幅减值和缩水，这就是一场赤裸裸的财富掠夺，因此，可以说，“美元本位制”早已经演变为“债务本位制”。
事实上，从二战后美国债务的削减经验看，“债务货币化”是比较灵验的方式。二战给美国留下了庞大的债务。1946年，美国的公债达到了GDP的108.6%；到近60年之后的2003年，美国的公债－GDP比率则降至36%。在两代人的时间内，美国削减了相当于GDP的70%以上的公债。如果把降低债务的“名义增长效应”分为 “实际增长效应”和“通胀效应”两部分，历史经验数据显示，1946－2003年间，实际GDP增长平均每年令公债－GDP比率降低1.3个百分点，而通胀的作用为1.6个百分点，大于前者。换言之，在整个“名义增长效应”中，通胀的贡献度为56%。在庞大的债务面前，美国必定要靠不断地放水让美元贬值，从而启动新一轮的债务削减计划，从贬值中获得最大的债务消减收益。
美联储全球创造货币的机制与一国央行的货币创造机制相似，但由于是跨境的货币循环，全球货币创造的乘数要是各国的汇率制度而定，特别是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新兴经济体最为显著，因为还要通过贸易逆差获得美元外汇资产以及购买债券等形式回流美国，进一步乘数放大美元流动性。
而另一方面，由于货币政策某种程度上失去独立性，新兴经济体想以量化紧缩对抗量化宽松也难以实现：新兴经济体正面临复苏稳定与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双重态势，通胀恶化的风险将迫使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更加趋紧，这不仅使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难度日趋加大，也可能使得政策效果在全球范围内相互抵消。到头来，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最后面对的就是，国际购买力与国内购买力背离导致的货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窘境。（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