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似乎留下了许多未解的答案，但毕竟这是一个开始。人们热切期盼的是此次G20峰会能够为全球经济摆脱困境，突出重围找到一条坦途。不过当我们细数“增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参与权和话语权”等一系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不免产生深深的遗憾，那就是对全球危机治理的核心、全球金融危机的肇事者——美元滥发，并没有提出相应的制衡机制（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刻意回避，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无力而为）。这似乎是全球危机治理进程中一个最深层次的尴尬，因为这不仅会贻误全球救治危机的最佳时机，还有可能由于对救助危机路径上的误判（再次过度杠杆化，变本加厉地通过制造流动性膨胀刺激经济复苏），使全球经济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很多时候被称为“美元世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今全球市场体系的许多规则和制度的制定都与作为一种世界货币的美元密切相关，从而形成了所谓的“美元的结构性权力”。应该讲，作为一种润滑剂，美元为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提供了信用基础，然而被美元捆绑的世界经济也由此踏上了失衡的征程。由于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不断深化，美国、亚洲新兴国家、石油生产国就成为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的三极，后两类国家靠输出廉价商品、劳务和资源，创造了大量的“商品美元”和“石油美元”，形成了“美元—商品美元—石油美元”的三角关系，使全球供需和分工体系维系在“脆弱的平衡”上。全球经济一旦美元化就无法与之脱钩，似乎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主性将面临着长期的根本性的挑战。

美国对“经济自我主义”的金融政策一直游刃有余。近期美国终于启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这一超常规货币政策的序幕。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不是金融技术问题，而是金融战略问题。美联储不惜一切代价实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仅是由于流动性陷阱导致正常货币政策失效，或是希望通过直接购买长期国债释放流动性，降低投资长期资产的收益率，迫使投资者转而选择短期资产这样的表象，美联储的真正意图令有其因。

长期以来，滥发钞票和发行庞大的国债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引擎。因此美元本位制事实上已经演变为美国的债务本位制。对作为债务人的美国而言，通胀及货币贬值是秘密的债务消减计划。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使得美国制造通胀的代价可以由全世界分担。美国对外债务消失的途径有三个：一是美元贬值；二是美国对外存量资产增值；三是美国对外存量负债减值。事实上美国通过本币贬值已经在无形中大幅消减了本国的对外债务。自2002年起，美元开始了长达6年多的贬值，使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国资产严重缩水。2002～2006年，美国对外债务消失额累计达3.58万亿美元。

2008年底，美国政府、社会保障、企业、个人、非营利组织的债务合计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倍。截至2009年2月，美国未偿还国债高达10.76万亿美元，净外债为3万亿美元。而随着大规模救援计划的展开， 2009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1186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8.3%。而2010财年预算财政赤字则猛增至17500亿美元，占GDP比重高达12%。因此美联储启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真正意图就是通过大力扩张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使财政赤字货币化而再次抵消债务成本。在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并不惧怕通胀，美国反而可能是这场全球性危机的最大受益者。

在一轮又一轮“银弹”攻势下，美国经济似乎有复苏的迹象。美国经济谘商局的先行经济指标指数（LEI）连续两月呈现上涨势头；制造业和服务业PMI指数1月同时出现了增长；生产者指数同样连续两个月上涨；1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出现了上涨，这是近半年来的首次；美国的二手房销售在12月份当中实现了增长；新屋销售也在12月间实现了增长；在低利率的推动下，无论是新的抵押贷款，还是现有贷款的再融资，其规模都有所增长；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有所上扬；零售销售额在1月间增长1%，是去年6月以来的首次；消费及非军用资本货币订单规模1月份有所增长。

然而这种以邻为壑的不义之举又将危机恶化的风险转嫁何方？债权人和新兴经济体，实际上已被推到承担潜在恶性通胀和货币无序贬值的边缘。日本过去10年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历史告诉我们：“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损害更大。上世纪90年代日本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后，日元大量的流向了全世界，日元的漏出率超过了15%。而美元世界货币的主导地位决定了美元的漏出率比日元要高的多。美国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海量的美元必然像潮水一样涌向全世界，冲击各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其他国家如果实行自由货币兑换制度，那么美国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会造成这些国家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严重恶化。而对于那些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国家和地区居多），由于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中一般以美元为主要币种，在美国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后，其国内或者区内必然是本币投放过多，也会造成烈性通货膨胀。同时流动性的持续大量流入，也将导致输入国的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加，直接改变了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的机制和作用环境，从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凭借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和经济强权，每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都严重触及货币发行的“底线”，甚至不惜动用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开闸放水，然而流动性一旦释放出来，即使是美联储这样释放货币流动性的人，也无力掌控。更可怕的是如果一方面通胀预期升高，另一方面有效需求仍然不足，那么滞胀将在所难免。从全球危机史看，流动性政策并不是救助危机的有效工具，反而成为绑架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元凶，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就是印证。大萧条时期，为了对抗通缩，美联储采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方面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 另一方面下调联邦基金利率。1929—1933 年, 基础货币增加了20%（见下图）。1929—1935 年, 商业票据利率从5.9%持续下降为0.8%。然而由于货币供应存在着内生性, 虽然美联储增加了基础货币的供应, 但从1929—1933 年3月银行危机结束时, 货币供应量M1下降幅度超过25%。美元升值后, 大量资金寻求保值增值机会便投向房地产和股市, 美国国内出现金融资产价格和数量的急剧膨胀，1934 年后美国出现了超过10%的高通胀。

图：美国在大萧条时期的货币供应量

当前美国无序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无序的货币发行，已使2月份美国CPI、PPI环比分别上涨0.4%和0.1%，这也是连续两个月保持正增长，此外近期黄金价格、CRB综合期货指数以及美国和新型经济体股市的大幅反弹，都预示着新一轮全球通胀压力在积聚。对于中国而言目前似乎有通缩的压力，不过中国之前出现的物价下行具有明显的输入型通缩特征。首先，物价跌破0与翘尾因素有关，据测算09年全年的平均翘尾为-1.2%，这直接拉下全年CPI读数；其次，受能源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影响，PPI跌幅明显大于CPI，从上游的传导直接导致下游物价下行。正是因为通缩具有明显的输入型特征，使得物价走势极易逆转。一旦输入型通缩因素转变为通胀因素，物价走势发生逆转也将随之而来，这将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痛定思痛，美元不仅仅拥有货币发行权力，更拥有全球经济系统的完全控制权。与美元一日不脱钩，全球经济就很难走出动荡和失衡。超主权货币的提出是对美元垄断全球定价权提出的有力挑战，短期内无法实现，但是去美元化将是发展中国家走向金融自主，是全球经济结构迈向均衡的开始，尽管这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但却是通向光明的必由之路。G20标志着中国在世界经济货币定价权上的对抗正式开始，中国保持本国金融决策的自主性，将对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去美元化的第一步是人民币的区域协调，从东亚经济和产业的互补角度，努力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区域带，重提《清迈协议》，积极促进区域金融合作，建立机构化的区域危机救助机制，培育包括亚洲货币市场基金外汇储备基金在内的区域金融市场，为推动由“10 + 3”成员国13种货币组成货币联盟和亚洲汇率联动机制做好制度性准备。相信区域协调是推动全球协调的最佳途径。（张茉楠专栏 国家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