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党报形成党的理论创新的动态场域
|
|
三、党报主体与党的理论创新
在党报文本构建中，有两个层次的主体：一是原始主体，他们提供以自己的构思和技巧形成的、直接反映自己个性思想或社会发展讯息的作品；二是帮助原始主体修改、编辑、校对、审定的党报工作者。对于党报文本的建构来说，前者是间接主体，后者则是直接主体。本文所论是指后者即党报工作者。党报场域是理论创新的一个特定空间，向社会敞开；党报文本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一个现实载体，在社会中呈现。为了使党的理论创新活跃而且严肃地进行，始终围绕党的思想原则有效开展，合理控制党报场域、有效建构党报文本是完全必要的。其中，合理控制党报场域又以有效建构党报文本文为前提。对于党报场域的控制和党报文本的建构，显然其首要主体是党报工作者。为了合理控制党报场域、有效建构党报文本，党报主体应有相应的修养和能力。
1.表达党性
党报是报，党报姓党。 党报诞生之初就具有“党派倾向”。党性原则是党报价值观念和政治属性的核心。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对此进行过深刻阐述。恩格斯曾经指出，党的出版物的任务“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驳斥和推翻敌对党的妄想和论断。” 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宁明确提出党报的党性原则。这就是党报是党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党报应该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党报工作者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按照党纲、党章和党的策略决议办事；党报要为人民服务。 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决定，只要党真正成为“三个代表”的政党，党报的党性就与媒体的人民性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党报坚持的是民主开放的党性。 毛泽东说：“报纸的力量和作用，就在它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每个文本都出自党报工作者之手。作为报纸文本，除去专门的理论文章之外，它在本质上是党报工作者反映新闻事实的物质载体，它是新闻事实经过新闻工作者编码加工后的符号体系。因此，党报文本是新闻事实经过它的构建者涵化后的结果，是客观事实信息与其构建者主观意见的结合体，它必然带有意识形态属性。党报的党性也就是主要体现于党报的意识形态属性。党报的意识形态性要依靠党报工作者对信息文字涵化而成。这种涵化是指，党报工作者就如何表现新闻信息的客观存在并客观地表现对事实的理解，运用话语、编排、摄录技巧或事实的取舍来达到这一目的。新闻文本就是这种涵化的终端表现形式。
党报工作者的职责是通过涵化表达党性。只有严肃地而又艺术地表达党性，才能保障党报的理念和理念的效果有利于党的理论创新。
2.驾驭思潮
理论创新的一个来源和次级形态是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形成并广为传播的某种思想倾向、价值观念或理论体系，是一种时兴的社会意识现象，实际上是某个特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思潮都是特定社会群体的代言，在现实社会中必然呈现多样化。在价值观层面上，如果各种社会思潮与党的意识形态重叠或者能够兼容，就既有利于党的执政，又有利于社会整合。这种境界是党报职能的追求目标，也是党报工作者通过党报干预社会的理想效能。因此，党报要积极反映和努力引导社会思潮，党报工作者要有洞悉和识别社会思潮的能力。
引领社会思潮的前提是对它们进行具体分析。一是进行政治方向分析分析，一是进行理论正误分析。马克斯·韦伯指出：“社会科学总是为某种特定的观点而述”，罗伯特·W·考克斯进一步解释说：“理论总是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务的”。 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的社会思潮肯定包含某种价值立场和利益倾向，或是符合或是违背主流价值观念和政治属性，具有积极的或消极的、先进的或反动的社会功能。政治方向分析就是对它此类社会性能明晰和把握，识别其利害和善恶。在此基础上，利用党报阵地，趋利避害，弃恶扬善。
社会思潮大都带有一定的理论色彩。一般说来，社会思潮都是利用人们的某种社会心理对某种社会现实问题的迷茫和求答，进行粗浅的引导和推论产生的，很自然地靠近理性层面，但是它还不是成熟的、完整的理论体系，还有非理性、不合理成份。引领社会思潮主要还要靠思想理论的说服，还要靠切中要害的理论分析。在理论层面上解决问题，这是引导或批判社会思潮关键的一步。切入点在于，对于各种社会思潮关注的、涉及的社会现实问题，运用党的立场和理论进行解释和解答。这样就从理论的根本上区别了社会思潮的合理与否，进而按照它们的合理性程度、历史性刻度甄别取舍，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因此，为了驾驭社会思潮，党报工作者不仅要有坚定的党性，还要有厚实的理论修养和锐利的理性分析能力。在业务工作中，认真分析社会矛盾系统，揭示社会思潮形成和流传的社会基础，加强对社会思潮的超前预测，研究社会思潮的基本内容、表现形式和演变规律，根据其不同的性质，采取不同的措施，引导其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向着积极的方面发展。同时也就是要紧紧围绕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坚持运用党的立场观点方法，针对社会的需求，做出深入分析和回答，把疑惑说明白，把道理讲透彻，切实加强党的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 并且，通过在党报上展开党的理论与思潮之间的对话和论辩，增强党的理论的创新能力，增加党的理论创新的成就。
3.整合舆论
舆论与理论创新有一定的关联性。卢梭认为，在公众中间存在着一种真理，一种对于公众真正有利使公众能够做出正确判断的意志，它表现为舆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舆论的形成以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为基础，由于人们的认识和判断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价值观不同，形成的舆论也不同；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形成的舆论也不同。因此，舆论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份，兼具有分散型与一致性的属性。在特定时期内，“舆论反映着国家的形象和社会精神的面貌”，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社会价值导向和行为准则。“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 ，“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不间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 报纸和舆论共同的问题意识和惊异情感是激发理论创新的源动力，而报纸通过对舆论的整合加工，可以获得理论创新的议题及其包含的理性成分，发展既往的理论。
“在公共舆论中真理和无穷的错误混在一起”， 党报工作者完全可以把其中的真理性成分剥离出来，使之通过民众的争辩和对话被接受为新的理论成果。舆论是作为社会公众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它有三种基本存在形态：潜舆论、显舆论、行为舆论。潜舆论是人们判断事物与事态的价值观念和最初情绪，需要细心观察和体味，进行有效把握。显舆论是人们对热点话题公开表达的明晰意见，需要认真对待和鉴别，进行深入分析。行为舆论是人们通过语言文字或直接行动表达的主张，需要郑重面对和采纳，进行合理评论。通过对社会舆论及时的捕捉，一方面能够感觉朴素的民意，一方面能够发现社会的趋势。党报工作者对舆论积极的和及时的干预和整合，就在于围绕舆论客体亦即社会热点问题，发现人们的观点、看法、意见乃至情绪，以先进的价值观念进行分析、评论和报道，向社会传达新的理性认识。而对于不合理的消极情绪和主张，进行有理有力有利的批评和疏导，防止或遏制其酝酿成错误的、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既传播了党的理论主张，又推动着党的理论与时俱进、深入民心。
4.领航文化
媒体与文化关系密不可分，报纸当然也是这样，关键在于：“新闻学要同一个最为变幻莫测的对象——人性——打交道。” 从来没有抽象的人性，具体的人性就是人的文化性。人是文化的社会性动物。K.费尔斯说：“如果说社会是一群具有特定生活方式的个人组成的，那么文化就是生活方式。如果说社会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复合体，那么文化就是这些关系的内容。”
文化与人的生活具有互塑作用。文化塑造人表现在精神生活方面，一方面作用于人的感性，使人的感情得以宣泄和慰籍；一方面作用于人的理性，使人的智慧受到濡养和提升。报纸等媒体属于精神文化生产领域，不同媒体的具体文化功能和效应各有所不同，或许是由于“敬惜字纸”的传统，尽管电子媒体几近大众化，人们还是倾向于把报纸看成主流的象征与文化的标准。作为主流媒体，党报在思想上和文化上起着一定的组织社会的作用。在中国党报展示着国家主流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党报是受众精神与情感的塑造者，它通过文本打造受众交流、认同的“场域”，形成每天得以知情达意的精神家园，而且，“作为社会文化‘日记’长卷中的一章或一节、一段、一个细节，进入历史长廊，或成为严肃的历史资料。”
因此，党报工作者要理解相关范围、相关时间阶段上的文化，把握其价值性，识别其不同品位，充分把握社会现实发展需要与先进文化功能发挥的契合点，确立党报的文化地位。党报的文化地位也就是一种价值观念和规范系统的社会定位，它渗透在党报的字里行间，尤其是通过典型报道和议题设置加以标举。因为典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暗示性，是“最充满的形象显现”。而议题设置则在营造“拟态环境”中树立人们“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这样，在人们经由个性感悟共性、通过个别体味一般的认识路径上，党报工作者宣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以强烈和丰盈的刺激切入，从而引领社会的认知、价值、态度和行为，强化一种先进文化。
5.守望信息
报纸等媒体内容为新近事实变动的信息，而信息则是指所有对象在相互联系过程中呈现出的各自的属性。媒体所载信息是指能够消除受信者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信息的实质是对不确定性的否定”。 消除不确定性一是指向物理世界，一是指向心理世界。物理世界的不确定性减少直至消除要求获知明晰。心理世界的不确定性的祛除最终达到获致意义。报纸等媒体信息的功能就在于实现这样的效果，而且报纸媒体的其他功能也要建立在这样的效果基础上。这就要求媒体工作者择取周围的信息，对信息进行守望。守望、择取信息可以依据这样三个角度：
第一，着眼于不同的社会服务对象。列宁曾经指出，党的报刊“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 在《关于党报的几个问题》中，王录武教授进一步把党报读者分为“理论读者”和“实际读者” 。理论读者是理论意义上即应该而且可能阅读党报的读者，其中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和小商贩、退休人员占其90%，它们主要欲获得衣食住行的必需信息。理论读者的10%为实际读者，这里的核心成分为管理阶层，例如各级干部，以及知识阶层。这些读者希望得到的是思想行为的指导性观点和（或）主流文化理念。党报工作者应着眼于这样的对象需求择选信息。传播学者施拉姆曾对传播活动中的信息进行了四种划分，即有情报型（informational）、指导型（instructional）、说服型（persuasive）、娱乐型（entertaining）。党报信息内容要兼有此四种，当然要以前三种为主。
第二，着眼于社会不同程度的需求。“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况下，某一类信息突然间变得对我们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几乎不惜一切努力去获得它。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总是选择最容易获得的渠道或者我们感到用起来最有把握、最得心应手的渠道。” 施拉姆的这段话启发党报工作者要守望和择取那些可能引起人们强烈反映或较多关注的强势信息、热点信息，还要用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工处理，并对这些信息给予有说服力的解释，使党报的内容形成有机构成，不含价值观念冲突，这样强化党报信息内容的效应。
与电子媒体相比较，党报等纸质媒体在信息传送速度上不见优势。因此，要着力开发只有文字方能表述的信息资源。也就是不能仅仅停留在信息告知层面，更要在信息整合层次，即思想观念的有逻辑的整理和表达方面追求内容的说服力、吸引力。而这正是党报张扬其力量的空间。
第三，着眼于期望附加的意义价值。在传播学意义上，信息一方面是将社会生活中涌现的内容置于抽象的、自主的、可以认识的形式中，产生秩序与意义，使受众得到某种告知和塑造。“令人惊不如令人喜，令人喜不如令人思”，思想的深邃能够打动人和征服人，能够彰显报纸的力量和品位。传播学把信息分为表层信息、中层信息、深层信息和核信息。在信息时代，人们仅知道表层的、中层的信息远远不够，更渴望知道深层的、核心的信息。党报应善于采撷、筛选、整合、加工信息，形成开放式新闻，承担起释疑解惑和引导舆论的社会知识和社会思辨职责，帮助读者从深度和广度上把握社会脉搏的跳动，认清事物的变化规律和发展方向。
第四，着眼于主流定位。在世界范围内，高级严肃报纸都属于主流媒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曼·乔姆斯基认为，主流媒体为精英媒体，其堪称议程设定媒体。党报的“精英意识”在中国有自己的语境和语义。这就是要使党报信息切实做到“五要五不能”和“五变五不变”，即要丰富多彩，不能杂乱无章；要贴近群众，不能低级媚俗；要增加收入，不能惟利是图；要改革创新，不能违反原则；要形成特色，不能追异猎奇。办报体制可以变，党对报刊的领导不能变；报刊社的经营机制可以变，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要求不能变；办报办刊的思路可以变，政治家办报的原则不能变；报刊的特色可以变，弘扬主旋律的要求不能变；报道的视角可以变，党和人民喉舌的功能不能变。 在新的形势下，永葆党报主流地位，首先依靠党报工作者按上述标准守望信息。这样也就把受众的思想和视野引向实践、引向未来、引向崇高，在与时俱进中创新党的理论。（陈锋 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