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可缓解城乡收入差距

从农村本身和城市本身的收入分配看都不算太不平均。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是0.39，城市内部的是0.32，都不算太高。但是把农村和城市统一起来比较，基尼系数就到了0.45。公共政策方面只照顾了城市，不能惠及农村，这是一个大问题。 再来说财富的分配。比起财富的创造而言，我国在这方面是做得相当差的。据多方面研究，我国不包括贪污腐化等非法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改革前我国的收入分配非常平均。在短短20多年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已居世界前列，并成为我国社会的最紧迫问题之一。

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有不少学者探讨过。有学者认为是机会不均等引起的。但是从发展看，改革以来机会均等是有进步的。选择职业的障碍在减少，人的自由度在扩大。可以说，我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在全世界恐怕也算是高的。改革之前中国是一个穷人国，现在有几千万的富人，他们都是从穷变富的。同样地，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又有不少富人落马，或因为上当受骗，或因为经营不善，或因为触犯法律。这样急剧的社会变动在别的国家里很少见。所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今天的发达国家也经历过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过程，同样经历收入差距扩大的发展过程。所不同的是，我国的经济增长特别快，近十年来每年又有约50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而只有城市发展享受了这些成果。所以农村的收入就大大地落后了。

农业本来就是一个低产出行业。我国60%的农业人口只产出12%的GDP。农民的人均产出平均起来不及城里人的1/10(12/60：88/40=0.2：2.2=9%)，农民焉能不穷。幸亏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他们的收入不仅仅来自农业，还包括打工的收入。所以农村人均收入是城市人均收入的31%(3255元：10493元，2005年)，而不是9%。无论如何，收入分配不均的主要来源是城乡差别。从农村本身和城市本身的收入分配看都不算太不平均。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是0.39，城市内部的是0.32，都不算太高。但是把农村和城市统一起来比较，基尼系数就到了0.45。可见不平均主要发生在城乡之间，而且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间这一差别还将扩大，因为目前城市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农村。

单纯从经济方面看，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办法主要是加速农民进城。每一个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就减少一个农产品生产者，增加一个农产品消费者，农民收入就能有所提高。但据外国经验，人口工业化的过程需要二三百年，很难快起来。我国工业化进程肯定比西方发达国家快，但从过去20多年的经验看，至少也还得30年。要缩短这个过程，必须加快城市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帮助中小企业成长，就有助于加快农民进城。

所以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主要还是非经济的措施。首先是改善农村的政府服务，包括医疗、教育、卫生、住房和信息。目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向城市倾斜。享受公费医疗的大多数是政府干部和事业单位的员工，农村中能够享受到的人微乎其微。教育也是一样。城市里中小学的软硬件设施大大优于农村。农村本来就穷，政府免费的公共服务方面还予以歧视，无疑是雪上加霜。住房方面的不平等尤为明显。在福利房转为商品房的改制过程中，城市职工多半分配到低价购权，其补贴数目现在看来平均每户都在10万元以上。而农村人口是一点儿都享受不到的。公共政策方面只照顾了城市，不能惠及农村，这是一个大问题。

收入分配不完全是经济问题

如果完全是市场原因造成的分配不均，大家的意见比较小。百姓最不能容忍的是以公权侵犯私权，包括贪污腐化。当今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之所以成为紧迫问题，恐怕与政府部门缺乏廉洁和可信度有关面对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一个直接和强制性的行政措施就是征收累进所得税。我国的累进所得税只在工资方面有所体现，没有把全部所得税加总。税务局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统筹。而高收入的人往往不是靠工资。今年实施年收入超过12万元的要主动报税，这为按照总收入征收累进所得税创造了条件。我国的富人收入很高，但是所交的税却很少。这是极不公平的现象。

最后一项工作，是反对贪污腐化和以权谋私。我们不知道这些非法收入所占比例有多高，但它是最有害的一种分配不公。如果完全是市场原因造成的分配不均，大家的意见比较小。百姓最不能容忍的是以公权侵犯私权，包括贪污腐化。当今社会，收入分配之所以成为紧迫问题，恐怕与政府部门缺乏廉洁和可信度有关。它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