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说正确观点不能靠投票,改革要对既得利益受损者予以补偿,房价上涨不怪地方政府等遭到抨击；而茅于轼评价张又说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社会的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这才是真正的可悲。张是既得利益代言者还是群众利益维护者?

对公众颇为敏感的企业家“原罪”和官商勾结问题，张维迎依然强调体制的弊端，“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企业家创造价值的活动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往往是混在一起的”，由于许多在市场经济中本来属于公民应有的商业活动的权利被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进行投资都需要政府批准，使得很多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特殊手段去“赎买”这些权利，由此产生了权钱交易。所以他认为，中国社会要想减少腐败，必须削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如果把腐败简单归结为人的道德问题，实际上掩盖了问题的本质，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

2006年4月，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发表后不久，张维迎又发表了一篇《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在这篇被称为“舆论轰炸下逼出的大实话”的文章中，张维迎指出腐败严重的根源在于政府权力过大，反腐败的根本办法是削减政府权力。这一观点得到了包括原先批评张维迎的人在内的很多人的赞赏，他们认为这是张维迎在舆论轰炸下的醒悟，说他“终于回到了民众的立场”。殊不知，这些观点张维迎至少在2002年就公开表述过。而且，《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本来是《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中的一节内容，为了避免文章在传播上遭遇麻烦，张维迎才决定将这一小节内容推迟发表。

2006年3月，张维迎的文章《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发表后，他的一位朋友对他表示质疑：“什么叫‘理性’思考？难道就你一个人理性？别人都不理性？”

如今，在百度网站上搜索“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结果网页约10200篇，其中有大量对张维迎的批评。

他的观点“正确观点不能靠投票”、“改革要对既得利益受损者予以补偿”成为受攻击最多的靶子。很多人因此认为，张维迎是一个脱离大众、缺乏良知的“利益集团代言人”；而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表示，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张维迎是“真正的学者，中国人的骄傲”。

对张维迎来说，2006年是参与公共话题讨论较多的一年，而“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无疑是他在2006年思想动态中最明显的标记。

“我并没有想去说服所有人。”张维迎回忆，他当初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他觉得在过去两三年中，网络和媒体中某些非理性的声音有愈演愈烈的势头，这种势头可能对中国改革的走向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作为一个学者，我觉得有责任对事关中国经济改革前途的重要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在这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张维迎首次明确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面临着三个重要约束：权力结构约束、意识形态约束和知识约束。在这些条件的约束下，必须考虑改革的可行性，“不能光想我们想要什么，还要考虑我们能做到什么。”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张维迎提出了改革中的利益补偿问题。他指出，改革的目的是在避免大的社会冲突的前提下把蛋糕做大，改善所有人的处境，因此要考虑对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阶层进行补偿，否则，改革就变成了革命——这些观点其实并不新鲜，张维迎至少在2001年就发表过。但那时候公共政策讨论的“网络大众化”程度远远不如今天，以至于今天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因此感到惊讶，难以接受。

2006年4月，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发表后不久，张维迎又发表了一篇《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在这篇被称为“舆论轰炸下逼出的大实话”的文章中，张维迎指出腐败严重的根源在于政府权力过大，反腐败的根本办法是削减政府权力。这一观点得到了包括原先批评张维迎的人在内的很多人的赞赏，他们认为这是张维迎在舆论轰炸下的醒悟，说他“终于回到了民众的立场”。殊不知，这些观点张维迎至少在2002年就公开表述过。而且，《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本来是《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中的一节内容，为了避免文章在传播上遭遇麻烦，张维迎才决定将这一小节内容推迟发表。

张维迎的这种做法体现了他在分析改革问题和提出改革建议时遵循的重要原则，即考虑政策的可行性、利益的兼容性和观点的可传播性。他说：“我自己更现实主义一些。喊口号是没有用的。”

在发表《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前后，张维迎又发表了《医疗体制的主要问题在于政府垄断》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医疗领域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不能归咎于“市场化”，而应归咎于政府对医疗供给的垄断，“政府本身做不好，也不让别人做，导致了严重的供给不足。”供给不足再加上价格管制，又导致了药品回扣、收红包等医疗不正之风。他说，医务人员有权利要求“以合法的形式得到合理的报酬”。

正如反对将医务人员“收红包”现象归结为道德问题，张维迎对经济中的种种不良现象也往往是从制度上去找原因和对策。例如，对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高福利，他曾明确指出，那是一种“全员寻租”——即寻租的人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的“头头脑脑”，普通的工人也在分享垄断租金。但他同时强调，这是体制问题，“谁去做都一样，不应该把板子打在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身上。”这就是他常说的换位思考和公共理性——他借以喻之的白话是“公道不公道，打个颠倒”。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张维迎会义无反顾为企业家“代言”。2006年10月，在接受《权衡》杂志采访时，张维迎指出，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从社会人力资源配置变化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成就取决于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哪个地方的创业环境好，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快；哪个地方的企业办得多，哪个地方的就业压力就小，老百姓的生活就过得比较好，并且收入差距也相对小。”——这是他多年来一直保持的观点，也是他强调要在中国保护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环境的根本原因。所以他对“收买张维迎”一说感到不解，“现在你可以说有人收买我，但20多年前谁收买我？”

对公众颇为敏感的企业家“原罪”和官商勾结问题，张维迎依然强调体制的弊端，“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企业家创造价值的活动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往往是混在一起的”，由于许多在市场经济中本来属于公民应有的商业活动的权利被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进行投资都需要政府批准，使得很多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特殊手段去“赎买”这些权利，由此产生了权钱交易。所以他认为，中国社会要想减少腐败，必须削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如果把腐败简单归结为人的道德问题，实际上掩盖了问题的本质，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

对体制原因的重视，使张维迎把很多问题的根源归结到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的过度控制。2006年9月，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让商业活动更自由》一文，强调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法规能给商业活动更多的自由，哪怕是达到中等偏上的水平，更多的人将会从事创业和创新活动，我们的经济增长将更具可持续性，更多的人将找到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我们的政府会更廉洁，我们的社会将更和谐！

在分析国有企业垄断问题时，他再次谈到，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使财政收入最大化，也不是使国有资产最大化，而应该是使社会利益最大化。在转轨经济中，如果政府一方面是企业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社会的管理者，就会存在深刻的角色冲突。“政府很容易利用它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垄断性的权力，来谋取它作为所有者的利益。”

类似这样的观点，使一些人为张维迎担心。他们忠告他：“你是有行政职务的人，说话要慎重一些，否则可能对工作造成影响。”知道这些利害关系的人，对张维迎心怀敬意；不知道这些利害关系的人，很多称他为“利益集团代言人”。所以茅于轼先生在一篇评价张维迎的文章中感慨地说，“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社会的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这才是真正的可悲。”

2006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这似乎意味着，新一轮的改革大争论终于划上了句号，中国的经济改革又重新走上了原来的轨道。但改革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张维迎对改革前景的判断是：“不会出现大的倒退，但走下去也不容易，障碍在于有的政府部门始终想维护自己的权力。”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张维迎就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走走停停的过程。因为体制转轨是所有利益主体(包括政治家)追求自我利益的博弈过程，改革的推进不仅要求政治高层取得一致，还需要很多环环相套的政府各部门的合作。而政府各部门官员的利益与真正改革的取向往往不一致，他们会按照自己的利益取向“落实”改革，使改革的过程充满各种变形或名不副实的政策措施，从而导致改革在推进的过程中，伴随着挫折与停滞反复交织的局面。

2006年的改革进程印证了这种逻辑。一方面，张维迎对某些改革措施——例如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和公开上市表示肯定。他认为这些举措在短期内不一定能看到很显著的效果，“但从长期看是在往正确的方向走。”另一方面，他对经济中的高度管制和投资审批的回潮感到担忧。在他看来，“一些本来已经废除的审批又在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名义下重新引入。‘产能过剩’成为阻止民营企业进入一些重要行业的借口”。与此同时，他所担心的“政府部门利用民意扩权牟利”的情况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而他一直主张的“国退民进”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在2006年末降至了最低点——国资委表示，将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的中央企业保持独资或绝对控股，以实现国有经济对这些行业的“绝对控制力”……

这些现实使张维迎感到无力与无奈。“像我这样的人，尽管在学术上有一些影响，但在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是没有发言权的。”他说，“好在政府现在出台政策比以前透明，它的决策多少会受到外界、包括媒体和舆论的影响。”——这大概就是2006年张维迎参与了很多公共话题讨论的原因。

“我关心的不是我的某一项政策建议能否被政府采纳，而是我的观点能影响多少人。”张维迎说，“即使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是我直接建议的，但只要那些制订政策、建议政策或评论政策的人受到我的影响，我的愿望就实现了。”

(张维迎文章《理性思考中国改革》见本报2006年3月13日第41版，《经济观察报》特约撰稿 岑科系《新青年·权衡》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