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还敛集》写了两期《发表或灭亡》,批评今天的大学对发表文章的硬性约束。学术研究有多方面。在自然科学中,一个有启发性的思想出现后,往往需要很多验证工作跟进,而这后者可以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做出来的。但有新意、有启发性的思想,说易甚易,说难极难,其出现一般起于好奇心与从事者锲而不舍的追寻。两样都需要:好奇心的驱使为先,有了创新的理念,跟进的工作「强逼」一下也无妨。
是不幸的问题。学术英雄一般是思想的创新者,跟进的工作,虽然在自然科学上有机会拿得诺贝尔奖,大英雄怎样也算不上。是的,跟进的实证研究容易吃力不讨好,但总要有人做。有些人的想象力有所不逮,难以创新,老老实实地花整生工夫作跟进实证,我佩服。问题是以强逼的方法催促研究,得来的结果可能不是刻苦耕耘所应得,而是废物。鼓励甚或强逼学术研究是头痛话题。一方面,要促长研究,政府或大学可以「强逼」一下,或以什么研究金鼓而励之;另一方面,好奇心之外的物质驱使,逼出来的废物甚多。
同学们告诉我,今天国内的抄袭行为严重,主要的研究学报都间接或直接地受到政府左右,而大家知道,出版刊物有大约束。这些皆不幸。另一方面,北京当局当鼓励学术研究的意图明显。申请研究金不困难(中国可能是今天最容易获取研究金的国家),研究项目称「课题」,政府资助绝不手软。可惜效果平平,学术研究搞不上去。
一言难尽,让我从一些实例说说吧。
百多年前奥国有一个和尚,叫孟德尔(1822-1884),不知为什么想到在教堂的后园种豆作实验:以不同颜色的豆花与不同高矮的豆苗混合培植,种了很多年。控制要小心,记录要详细,然后这个和尚用自己无与伦比的天赋,想出今天所有大学还在教的、遗传学中的孟德尔三大定律。
这个和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小书,手写的,跟着手抄了几本寄给当时欧洲的知名科学家。只有一个回信,说他的研究有意思,要继续。是客套话,而和尚本人不知道自己已经做到尽头,遗传定律就只有他提出的三个。他继续种豆,到死为止。死后五十八年,另一个科学家无意间在旧书店买到一本孟德尔的手抄本,惊为天书,传开了,举世哗然。
当时遗传学说在欧洲搞了很多个世纪,后来的思维集中于达尔文(1731-1802)的「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进化论寻求解释。遗传是极端重要的问题,参与者无数。依照达尔文的理论,研究者认为,老鼠的长尾巴显然没有大用场,把老鼠的尾巴切短,一代一代地切下去,后代的老鼠尾巴应该变得愈来愈短。但没有,老鼠尾巴的长度依旧。达尔文的进化论显然解释不了遗传——那籍籍无名的和尚手稿,当时给科学界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
没有孟德尔在后园种豆,后来的生物学家不会想到有DNA这回事;找不出DNA的结构,今天的生物学决不会是那样光芒万丈的。不容易想象有比孟德尔更重要的科学贡献。作学生时我老是问:为什么那个和尚会花那么多年在后园种豆呢?绝对不是为了名望——要死后五十八年才有人知道——半分金钱酬报也没有!答案只有一个:和尚种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的成功当然不可以没有天赋,但比天赋更重要的是他执着,不放手。朋友,一个社会在学术研究有成就,不可以没有孟德尔这种人,而明显地,这种人是不能强逼出来的。
感谢孟德尔,他的行为深深地影响了我对经济研究的意识:以好奇心出发,然后锲而不舍地追寻。不只孟德尔,在他之前的经济学鼻祖史密斯(1723-1790)也是一个。史前辈花了十二年写《国富论》,不为名头,生活有富人帮助,但富人是不管他搞什么的。当年读《国富论》,我的第一个感受是:十二年怎可以写得出这样的书?一个四十三岁的人怎可以发表这样的巨著?作为教授,史密斯早就以心不在焉而名满英伦三岛,后来辞去教授之职,索性心不在焉到底,到处观察,参考数据,作下笔记,于是学富五车,写成了《国富论》。我敢十万博一,在今天大学的「发表或灭亡」的约束下,这样水平的书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像孟德尔一样,史密斯也是为了好奇,也执着,不放手。
我也好奇,也执着,不放手,六十五岁退休后动笔,写成了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有人说我说这三卷《经济解释》高于《国富论》——胡说胡说,从来没有说过,但其它的经济巨著我有没有如此这般地说过我就不敢担保了(一笑)。好奇、执着、不放手,杀出重围之后夸夸其谈一下用不着杀头吧。讨厌那些自己在学问上一无成就而批评我早就放弃了学术的人。在「发表或灭亡」的局限下,这些人变得麻木,不知学术的真谛是什么。
二十世纪的经济学我是过来人,对整个发展的来龙去脉知得详尽,何况在极盛的六七十年代,前后左右的师友皆一时才俊。今天回顾,我想不出在整个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发展中,有哪一项比较重要的思维是因为迫着要发表而想出来的。
回头说中国目今的学术发展,个人认为不对头的,要怎样改进不容易。言论与出版的约束肯定有碍,但放宽了恐怕也不足够。有了创新思维的跟进工作,政府资助会有助,或可强逼一下。问题是创新的、有启发性的思想或理念,是源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不是有钱就买得到,更不容易逼出来。
要培养学子的好奇心,要使他们明白学问的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回报,而尊重甚至仰慕学者应该是教育的一部分了。这是说,今天中国需要的是风气的培养,即是学术气氛的问题。几年前我赞国内的学术气氛好,是指本科生的情况。今天国内的本科气氛还不错,但研究院很有问题。研究院是龙头,其学术成就搞不起,没有启发性,本科早晚会受到不良影响的。
中国开放改革二十七年了。高楼大厦多得不得了;公路兴建得非常快,但还是堵车频频;在缺电的情况下工业产出直线上升。孩子们被父母打得在琴键上运指如飞;什么国际入学试考得美国佬不相信成绩是真的……。这些逼出来的成就,有目共睹,屈指难算。可惜有些事——非常重要的事——是逼不出来的。学术思想的源头逼不出来。与西方的层面相比,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在国内还数不出几个思想大师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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