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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因缘际会,张五常赶上了芝加哥大学历史上最黄金的岁月。“芝加哥学派”正如日中天。从1967到1969的三年间,张五常在芝大的校园里,和执世界经济学牛耳的大师们同游,形成亦师亦友的关系;而且,他也经历了新领域奠基时期,不但参与其中,而且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过把瘾”来搞学术
这么多年来,张五常离诺贝尔奖总是咫尺天涯。科斯称张五常是最为了解他的思想真谛的人;他与现代产权大师诺斯、巴泽尔共事多年;他与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往甚笃。其中多位公开宣布或者承认,自己的经济学思想曾得益于这位叫斯蒂芬的中国人。1991年,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却被邀请的经济学者,张五常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
有人曾直言不讳地问他:为何你张五常一直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张五常笑道:“我的11个朋友都得了诺贝尔奖,就剩下我一个了,可能我太厉害了吧!”典型的张式回答。
事实上,他在西雅图教书时,与巴泽尔和诺斯有个研讨小组,但他从不参加少有的一次,只听了一半,就站起来说,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浪费时间,听这种没有一点意思的讲演?说完转身离开。
他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个世界,如同在当年的西河湾街头游荡,乐趣无穷。
在华盛顿任教时,张五常家的房子在海边,他就近观鳟鱼溯流而上、产卵、再回到海中的生命周期,并且思索渔民如何处理以大海为家的鳟鱼,由此想到所有权的归属问题;跑到苹果园养蜜蜂,写出《蜜蜂的寓言》;十多年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像个疯子一样”,卖橘子、卖珠宝,研究市场交易中的现象,逛出了《经济解释》。
1983年的一个晚上,当他写完《企业合约的本质》一文,虽尚未成稿,但已知是传世之作,一百年后还会有人阅读。
但是,他也太不懂得“谦虚”二字了。反感他的人,不得不承认他在经济学理论上的造诣和天赋,却看不惯他身上的狷狂之气。一些老派学者尤其担心,他宣扬的随心所欲、不合常规学术训练的成长路经,会带坏了后生晚辈们。
对于“狂妄自大”的指责, 张五常在《上帝之子》一文中借莫扎特之名言给以反驳:“漠视一个人的成就而批评他是骄傲的人,自己才真是骄傲了。”
“别人都说我是天才。但是,你不知道,我写论文有多累。我想天才应该不会这么累的。我应该不是天才。”
“经济学家就是被人利用的”
1982年,张五常应香港大学的邀请,从美国回港任教。当时,他已是美国经济学界数一数二的华人经济学家。在契约理论、信息经济学和产权分析理论上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使得他回归港大任教成为当时香港学界、商界甚至政界的一件盛事。
回到故地,张五常意气风发。对于一个对现实怀有浓厚兴趣的经济学家来说,没有比参与和影响一个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经济体变革进程更激动人心的事了!他本就不是一个埋头书斋的夫子。
“狂士”确也算得上多才多艺,摄影、书法及艺术收藏方面皆有可观。仗着这点资本,他曾嘲笑老朋友弗里德曼只有学问的世界,没有艺术的世界。
但更为人所知的是他见诸各报的散文,他的经济散文妙趣横生,即使是不懂经济学的人一样爱看。他爱搅和国内的热点问题,常常抛出惊人之语,譬如“号召打开秦始皇的陵墓”、譬如“中国现在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
这是个骄傲的老头,为自己过人的智力优势得意洋洋,对于自己真能扮演的角色和分量,并非不清楚。其实,要是不明白,残酷的现实终究也会让他明白这一点。
被人追捧得最高的时候,在内地到处巡回演讲,到处布道,台下学子无数;门前冷落时,蜗居在一水之隔的香港,在博客上和报章上继续着自己对国内外政策事务的观点和建议,万般滋味在心头。
杨小凯生前曾中肯地评价他在性格上诸多的弱点,他说,“张最大的缺点,是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包括和政府的关系。”
冷暖自知,聪明如张五常,焉能不知其中的道理?
“我的名气是你们给的,不是我要的。”“我关心中国发展,这是事实。但我怎么能改进社会呢?你们不能把我看得那么高。其实,经济学者就是被人利用的,他要实行什么政策,就说张五常怎么讲、是支持。如果批评他有什么坏政策,就不理你了。”
斯言,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