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四岁的佛利民，宝刀未老，最近向曾荫权斩了一刀，用刀背吧（一笑）。功力非凡，只轻轻一刀舆论就吵起来了。要求我这个后一代的老人家表达意见的四方君子甚众。

事缘曾特首前些时说香港放弃「积极不干预」政策，读者把「积极不干预」与「自由经济」划上等号。二者何解我老是搞不清楚。既然不知所指，说二者相等我无从反对，也无从赞同。

大家都知道，天下间没有毫无约束的自由，而所谓约束，经济学称局限条件。在多人的社会中，有竞争，无可避免地要加上去的局限是产权制度了。佛老当然知道自由不可以没有局限。他说的是选择自由，是指在私产权利的界定下，市价与财富是局限，而在这些局限下自由选择，大致上是他支持的制度。

问题是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局限约束，而在这些约束下每个人都有选择自由，是另一种自由，说没有自由选择是说不通的。一九八三年我用英语写了一篇题为《Why Is There a Lack of Freedom Under Communism?》的文章，是约稿，忘记了寄出发表，去年收辑于《张五常英语论文选》（七二一至七二七页），高斯读后欣赏。该文指出，共产制度不是没有自由，而是局限有别，自由的性质跟着不同，可惜这局限不利生产，人民生活下降，所以给人的感受是不自由了。记得当年完稿后，第一个大声拍掌的是Chris Hall，第二个是Yoram Barzel，轮到萧满章是第三个了。辩证逻辑不简单，读者要找原文细读才能欣赏老夫当年之功力也。

至于「积极不干预」一词，也头痛！不知英语何物，可能是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更是发神经。学者们，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学者，老是喜欢把模糊不清的术语玩弄于指掌之间，自欺欺人，行外不懂的以为高深莫测，使其实自己也不懂的「学者」感到飘飘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从来不玩那一套。

佛利民和我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政府的存在不可能对社会经济毫无贡献。然而，无论政府做什么，严格来说，都算是干预市场。原则上，市场什么都可以做，只是很多事项，由市场处理交易或社会费用过高，政府从事可以节省这些费用。原则上，政府的成因与公司或企业的成因没有什么不同。问题是，一家公司之内的成员的权利不容易界定得清楚，而推到庞大如政府的公司，其权利界定更不容易清楚了。混水摸鱼于是司空见惯。把政府作为公司看，经济学行内似乎只有高斯和我两个人。这样看，高斯和我对政府操作的接受，可能比佛老略多一点。

原则是一致的。市场的存在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公司代替市场，也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如果二者皆基于私产为局限，私营公司的出现是私产拥有者的选择结果，要是公司可以节省的交易费用不比市场优胜，他们不会参与公司，就是参与了也可以退出。原则上，政府的成因类同，而美国有好些城市是由私产的拥有者自愿参与组合。这也是佛利民所说的自由选择了。

问题是当政府扩大时，国与国之间（可说是公司与公司之间），各有各的国界与市民国籍。这样一来，自由选择参与或不参与变得不容易。没有国籍选择的自由，加上庞大的国家公司的市民权利不容易界定得清楚，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不一定是为了节省交易或社会费用那么简单，而是在压力团体混水摸鱼的影响下，这干预入肉伤身，纳税人叫起救命来。

前文可见，「自由经济」一词，严格来说，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在局限下「自由」选择，四海皆准，只是局限不同，生活各异，自由的感受有别而已。「积极不干预」一词，更是混淆不清，因为凡有政府，必有干预，而「无政府主义」是空中楼阁，盘古初开可能出现过，不是文明之物，除非我们能找到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至于香港胡里胡涂得享大名的「积极不干预」，我是个「专家」。提出与推行这政策的三位财政司——郭伯伟、夏鼎基、彭励治——我都认识，曾经与他们谈及该词何解。其实他们不求甚解，只说大意：市场可以办到的，政府不干。这说法有两大问题，前者界定不清，后者难以自圆其说。先说前者吧。

「交易费用」这个重要的局限理念，在经济学起自三十年代或更早的，要到六十年代中期才进入制度运作的思维，而传到香港已是一九八二年了。原则上，市场没有什么办不到，就是法治也可以通过市场成交，无需政府。但原则可以，实际困难的例子不胜枚举。不干预政策于是成为：市场处理的交易费用比政府低的项目，政府不干。事实上，上述的三位财政司都是聪明人，没有听过交易费用也知道这些费用是考虑重点。困难是好些项目判断不易，于是举棋不定。

最明显的困扰是土地使用那方面。香港的土地历来「官」有。一方面政府要把土地放出去发展；一方面卖地是一项重要的政府收入，不能贱价而沽；再另一方面地价太高，穷人住不起，于是搞出租务管制、廉租屋、居屋等——皆大干预政策也。我曾作过好几年研究，发表过两篇关于香港租务管制的长文，说管情乱七八糟，见笑天下，积极干预之致也。

货运码头是另一个有趣例子。据我所知，当年香港打算由政府处理货运码头，但后来的决定，是市场可以做，于是政府不干。记不起与哪位财爷吵了起来：我认为货运是香港的重要命脉，政府要大量把可作货运码头的海岸放出去。但政府显然要把岸地卖得起价，不多放，害得今天被深圳迎头赶上。停车场是另一个故事。也记不起跟哪位财爷争论：我说要让地产商处理，他说政府处理有成功先例，又恐怕私营会乱收费。

何积极不干预之有耶？这就带到我要说的后者：难以自圆其说。土地政策之外，最明显的市场可以办得比政府好，但政府偏偏要干预的例子，有两项：其一是教育，其二是医疗。上文提到的三位财爷，没有一个不同意，这两项，市场处理的成本比较低，而效果也较好。但政府干预这些，是为了收入的再分配，蚕食私产。今天这两项「公立」当道，是大干预，郭伯伟当年的「誓章」，早就火化了。

回头说佛利民批评曾荫权，前者说后者放弃积极不干预政策——虽然后者彷佛亲自这样说——是不对的。佛老没有跟进香港的史实，不知香港的租务管制起于一九二一，远在曾老弟出生之前，而八十年代后期有了大干特干，老弟还没有作财政司。我认为老弟的初步失误，是作为财政司，明知政府的乐善好施过于夸张，应大手削减，他没有做。做不到吧：上头发神经，下面皆压力，而到了他的年代财政司的权力所余无几矣。

佛老批评得对的，是曾特首不应该说「市场机制明显失调时」政府要考虑采取行动。老弟一世聪明，这次咬着脷根。市场机制就是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是两回事。把两种机制混在一起，怎会不天旋地转了？(作者:张五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