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是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固碳增汇的重要生态系统。在我国，古代先民逐水而居，江河湖泽哺育农耕、孕育聚落，也滋养了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三千年前，《诗经》以此开篇，勾勒出先民与水泽相依共生的生活图景。孟浩然笔下“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壮阔气象，则留下了古代湖泽湿地烟波浩渺的大美国土鲜明印记。

目前，我国湿地面积稳定在5635万公顷以上，湿地资源总量约占全球的4%，在亚洲位居首位，全球排名第四。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与生态修复，累计组织实施相关项目3700余个，新增及恢复湿地面积超过100万公顷，一批曾经退化的湖泊、河口和滨海湿地重现生机。

但必须看到，我国湿地保护与修复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如受流域开发和人为活动影响，湿地自然水文过程与水系连通性受到干扰，湿地空间遭到挤压而萎缩、生态功能退化。再如，围垦养殖、污染排放、外来入侵物种扩散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湿地原生生境遭到破坏，野生动物栖息空间受到挤压。此外，在湿地修复中存在过度工程化、景观化倾向，重人工建设、轻自然恢复，重景观营造、轻生态功能维护。这些问题相互交织，不仅影响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也将威胁湿地生物多样性，削弱其生态服务功能。

面对湿地保护中的现实挑战，既需要科学有效的治理举措，也需要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和生态观。在这方面，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迪和思考。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与湿地相依共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既领略山水之美，也逐渐积淀了顺应自然、取用有度的传统生态智慧。《孟子》提出“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倡导顺应生物繁衍规律、合理利用水生资源，使水生生物得以繁衍生息。《吕氏春秋·义赏》亦有言：“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古人以此诫世人，莫贪近利失长远，唯有尊重自然规律、杜绝资源透支，方能让湿地永续滋养万物、惠泽后世。

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体现了对自然秩序的尊重与对长远生计的考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则深刻阐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针对自然生态系统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内在特征，山水林田湖草沙这个生命共同体强调，统筹自然生态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生态保护从单一要素治理向系统治理拓展。这一系统观念进一步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底色，也为新时代湿地保护与修复提供了重要遵循。落实到湿地保护和修复，就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统筹水资源、水环境与水生态，协同推进流域治理、生境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完善法治保障与长效管护机制，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穿保护修复全过程。从传统生态智慧到现代生态治理，既有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有对民生福祉和永续发展的深切观照。

近年来，我国立足不同类型湿地的生态属性和保护需求，因地制宜推进保护修复，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实践。

内陆湖泊湿地保护的关键，在于统筹流域水资源、保障生态用水，并减少人为干扰，为湖泊自然恢复创造条件。内蒙古黄旗海属内陆封闭式湖泊，受气候干旱、入湖水量减少及流域用水增加等多重因素影响，湖面逐渐萎缩。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坚持“减少人为干扰、促进自然修复”原则，构建了水源调控—生境重塑—动态管护的治理链条，实现了从湖泊萎缩干涸到碧波重现、从生态系统退化到人鸟共生的蝶变。

河口湿地保护则重在维护自然水文节律，统筹推进生态补水、水系连通与生境修复，加强外来入侵物种治理和候鸟栖息地保护。山东东营严控污染与非法捕鸟活动，持续开展生态补水、水系连通、退耕还湿、退养还滩、互花米草治理，湿地生态功能稳步回升，保护区记录的野生鸟类种类由建区时的187种增至407种，成为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关键驿站。

红树林滨海湿地保护要立足其海岸防护、蓝碳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等生态功能，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科学推进退养还湿、封育补植与生境修复。广东湛江有序清退养殖塘，持续开展封育补植和生境修复，红树林面积达6667.79公顷，约占广东省57.3%。

各地湿地保护和修复的生动实践证明，这种因地顺势、分类施治的治理思路植根于中华民族“顺天时、量地利”的传统生态哲思，在新时代湿地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既是对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古老智慧的接续和传承，也是对其创造性转化与发展的生动体现。面向未来，更要久久为功守护一方湿地，让源远流长的传统生态智慧在新时代焕发活力，持续绘就碧水草洲、万鸟翔集的生态图景。

（作者：张云路，系北京林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