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绿色消费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更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路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要求“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当前，我国绿色消费市场已初见雏形，但也面临着消费者“知易行难”、绿色产品“叫好不叫座”等问题。将绿色消费从理念倡导转化为全民行动，推动全社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必须通过基础制度、财税制度与市场制度创新，构建多维协同、激励相容的绿色消费制度体系。

通过基础制度创新，重塑市场运行逻辑

以产权制度明晰生态权益归属。传统市场机制囿于生态资源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特征，难以通过价格信号有效内化其正外部性价值，破解这一困局的核心在于构建权责对应、归属清晰的产权制度，使生态产品从公共品转化为可交易资产。这包括：完善自然资源产权登记制度，推进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改革，明确国家、集体、个人的生态权益边界；建立生态资源资产核算体系，探索“生态银行”模式，将分散的生态资源量化整合为可交易的资产包；建立全国统一的生态产权交易平台，制定环境权益的流转规则。通过构建“确权、核算、追责”的产权制度，将生态资源转变为“权责分明”的法定资产，为绿色消费奠定制度基础。

以标准认证体系规范市场秩序。标准认证体系是绿色消费产品市场秩序的基础设施，绿色消费市场如果存在“伪绿色”产品泛滥、标识混乱、信息失真等市场乱象，消费者难以辨别绿色产品“含绿量”，势必使企业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竞争。为此，需完善“基础通用、行业特色”的绿色标准认证体系，实现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到回收利用的全链条覆盖，统一市场准入规范；开发区块链溯源平台，实现产品环境数据不可篡改、全程可追溯；实施绿色标签分级管理制度，通过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方式激励高标准产品提升市场渗透率。通过可量化、可追溯、可验证的标准认证体系，消除信息不对称，为绿色消费提供清晰可信的决策依据。

以信用制度强化行为约束。信用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础，需将绿色消费领域纳入信用评价体系，构建“守信获益、失信受限”的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完善诚信褒奖机制，建立涵盖碳排放强度、污染治理投入、产品回收率等核心指标的企业生态信用档案，将企业信用与信贷融资、政府采购、利率优惠、投标加分等挂钩；实施绿色消费积分制，将绿色消费行为与公共交通优惠、公共服务优先等权益挂钩。另一方面，完善失信惩戒机制，建立跨部门失信黑名单，对环境违法企业实施限贷、限产等联动惩戒，对过度浪费的消费者提高水电阶梯价格基数。通过信用制度建设，推动绿色消费从外部规制转变为内在自觉，营造“守信者路路通、失信者步步难”的社会氛围。

通过财税制度创新，优化利益分配机制

以转移支付调节绿色消费权责。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空间错配，制约着绿色消费的持续发展。比如，重点生态功能区可能面临“有生态无收益”的困境，而经济发达地区虽享受到生态红利却未充分分摊保护成本，导致环境代价未有效传导至消费端。为此，应制定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标准，将森林固碳、水源涵养等生态效益进行量化，形成跨区域补偿的合理依据；创新多元化补偿模式，增强生态保护地区、限制开发地区、生态脆弱地区内生发展能力。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生态保护成本共担与绿色发展成果共享机制，有助于实现绿色发展成本收益的空间再平衡，形成“保护者得利、受益者付费”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以财政补贴培育绿色消费市场。绿色消费市场发育初期面临“成本高、认知低、风险大”三重障碍。财政补贴通过降低消费门槛、分担创新风险、引导投资方向，能够加速绿色产品和服务实现规模扩张。比如：对能效标识家电、新能源汽车等实施阶梯式购置补贴，依据产品环保等级动态调整补贴比例；推行“以旧换绿”政策，对淘汰高耗能设备并购买绿色产品的消费者给予额外奖励；设立绿色技术研发专项基金，对关键领域实施“揭榜挂帅”式资助；对中小企业环保设备更新提供贴息贷款，降低绿色转型成本；建立补贴动态退出机制，倒逼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成本优化。通过财政补贴，加速绿色消费市场成熟，最终实现从“政策输血”到“市场造血”的良性转换。

以税收杠杆优化供需结构。税收工具可以通过重构成本收益比，形成激励绿色消费的市场信号。比如：将塑料包装、燃油汽车等高环境影响产品纳入征税范围，并实施累进税率，对共享经济等绿色消费模式免征增值税；对环保技术研发投入给予企业所得税加计扣除，对绿色产品销售企业实施税率优惠；探索“碳税—碳补贴”联动机制，对碳排放强度高的行业征收碳税，所得资金用于补贴低碳技术应用企业。税收工具可以通过成本重构，推动高耗能产业退出和绿色技术扩散，形成“优质优价、优胜劣汰”的供需适配机制。

通过市场制度创新，激发市场内生动力

以价格机制重塑消费决策逻辑。价格机制改革能够向市场主体传递真实信号，使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成为理性选择。比如：推行居民用水用电阶梯价格制度，对超出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费实施溢价收费；建立价格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联动机制，当碳价上涨时同步提高高碳能源价格；对可再生能源实行“竞价上网+政府补贴”组合定价，保障其市场竞争力。价格信号的真实化将重塑消费决策逻辑，使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成为市场主体的自发选择，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激励相容。

以交易制度畅通价值实现渠道。交易制度可将碳排放权、排污权等抽象环境权益转化为可流通的经济资产，使绿色消费的正外部性获得经济回报，解决绿色消费价值转化的问题。为此，应推动市场整合，归并分散的碳排放权、用能权、排污权等生态环境权益，构建全国统一的交易市场；探索“绿电—碳积分”捆绑交易，鼓励企业采购可再生能源抵扣碳配额；以行为定价联结个体收益，开发个人碳账户系统，将绿色出行、垃圾分类等行为转化为碳积分，允许积分兑换商业优惠或捐赠给环保项目。交易制度将生态价值转化为可流通的经济资产，构建“减排即收益、消费即投资”的市场逻辑，推动绿色行为从责任负担转向价值创造。

以金融制度赋能绿色消费升级。绿色消费的规模化发展需要巨额资金支持，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期限错配、风险厌恶、评估缺失”等瓶颈。绿色金融通过标准引导、融资扩容、定向支持、风险分担与市场培育等“组合拳”，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低碳领域。为此，应针对金融机构建立绿色金融引导机制，将绿色信贷占比纳入商业银行绩效考核；针对企业制定支持政策，对共享汽车、智能家居等新兴模式提供供应链金融支持，对光伏、储能等项目实施贷款贴息，延长还款期限；针对个人创新绿色消费金融服务，将个人减碳行为与信用额度提升挂钩，培育绿色消费终端市场。金融制度的创新将打通资本与绿色消费的联结通道，加速技术迭代与模式创新，形成“资金活水滋养产业升级、消费扩容反哺资本回报”的良性生态。

（作者：钱志权、张婷婷，分别系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