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产业发展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和“落脚点”，尤其在平衡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间的关系上我国明确提出了发展目标和要求。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沿黄河省区要落实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部署，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调整区域产业布局，把经济活动限定在资源环境可承受范围内；发展新兴产业，推动清洁生产，坚定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指出，“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重大科技攻关，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引擎，如何推动创新驱动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发展成为重要问题。黄河流经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9个省级行政区（以下简称“沿黄九省区”），黄河流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口优势，具有因地制宜发新质生产力的产业要素禀赋，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方面已具备了前期必要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因此，探索黄河流域的产业发展不仅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提升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增强新的发展动力和活力。

黄河流域产业发展现状

黄河流域产业“倚能倚重”，缺乏有较强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领军企业，未来产业布局存在一定的重复性。新发展阶段，黄河流域通过科技创新活动和区域间创新合作不断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本文从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3个重要产业领域系统分析黄河流域的产业发展现状，这为廓清黄河流域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提供现实依据。

黄河流域传统产业发展现状

黄河流域传统产业以城市群或都市圈为主要载体，以工业和农业为主导的特征明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和兰州—西宁城市群等，是区域经济发展增长极和黄河流域人口、生产力布局的主要载体”。在工业方面，五大城市群或都市圈的重点产业以煤炭油气开采、金属冶炼等重化工为主，尤其是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化工产业一直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在农业方面，山东半岛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拥有较为广阔的农田和灌溉系统，山东和河南是中国重要的粮食、棉花和油料生产基地；黄河上游地区的宁夏和青海等省份以生态环保为主，以畜牧业为代表的农业是其特色优势产业。

黄河流域工业增加值整体呈现稳定增长、占全国比重下降的态势（图1），说明其工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在全国工业体系中竞争力有所削弱。一方面，黄河流域的工业增加值呈上升态势。2010年黄河流域的工业增加值为47522.3亿元，2022年黄河流域工业增加值为104016亿元，是2010年的2.19倍。另一方面，黄河流域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比重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12年黄河流域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比重最高为28.95%，2020年黄河流域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比重最低为25.25%，下滑幅度明显。

沿黄九省区工业增加值整体逐年上升（图2），说明其工业发展水平提质增效，工业化进程有了长足的进步，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区域。2010—2022年，沿黄九省区的工业增加值呈现出增长态势，其中山东和河南的工业发展水平领先。山东工业发展质量在全国优势地位较强，2010年山东的工业增加值为15450亿元，2022年山东省的工业增加值为28297亿元，是2010年的1.83倍，呈现出整体稳定增长的态势，在沿黄九省区居于第1位。2010年河南的工业增加值为10584.6亿元，2022年河南的工业增加值为17134.2亿元，是2010年的1.62倍，呈现出先上升后波动的态势，在沿黄九省区居于第2位。黄河流域的陕西、四川、山西、青海、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的工业增加值均呈现出逐年缓慢上升的趋势。但黄河流域工业增加值在区域间发展差异依然存在，呈现出下游省份的工业发展水平高于中游和上游省区的特征。

沿黄九省区农业总产值连年攀升，河南、山东与四川居于前3位（图3），说明黄河流域的农业发展实力不断增强，农业质量竞争力明显提升。2010—2022年，黄河流域各省份农业产值总量前3位保持较高水平，尤其是以河南和山东领先。2022年河南的农业产值总量为6948.3亿元，在沿黄九省区居于第1位；2022年山东的农业产值总量为6206.54亿元，在沿黄九省区居于第2位。

沿黄九省区农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不同（图4），说明农业在各省份经济发展的作用呈现差异化，各省份在推动农业发展时要注重区域差异化。其中，甘肃虽然总量较低但占比最高，而河南则总量最高却占比居中。2022年甘肃农业总产值占GDP比重为16.13%，在沿黄九省份居于第1位，但其农业产值总量却居于第6位；2022年河南农业总产值占GDP比重为11.33%，在沿黄九省区居于第2位，但其农业产值总量居于第1位。

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

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已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指标构建与评价方面。例如，韩海燕等分析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制造业发展及竞争力评价，刘建华等研究了黄河流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动态演进及障碍因子诊断，任保平等基于碳中和目标探索了黄河流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制约因素及其路径。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发展实力”和“发展效益”2个维度，分别刻画和揭示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质”和“量”的现状，并构建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评价指标体系（表1）。

沿黄九省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综合得分呈现层次化（图5），说明各省份在新兴产业发展上不平衡，区域差距明显。山东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综合得分从2012年的35.37跃升至2022年的86.50，在沿黄九省区居于第一层次；河南、四川和陕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得分虽偶有波动，但整体呈现出稳定增长态势，在沿黄九省区居于第二层次；宁夏、山西、甘肃、内蒙古和青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综合得分变化趋势较为稳定，但增长速度缓慢。由此表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除四川和陕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处于较低层次，且增长缓慢，亟须加快培育。

沿黄九省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排名变化相差悬殊（图6），说明各省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存在明显的不同步与不均衡。2012—2022年，山东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排名始终保持第1位；河南和甘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排名分别由2012年的第6位和第4位，变化为2022年的第2位和第7位，其排名变化幅度较大；陕西、四川、宁夏、山西、内蒙古和青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排名变化幅度保持在3个位次以内，其排名变化幅度较为平稳。综上，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各省份排名反映出各省份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这可能需要加强头部省份带动其他省份协同发展，形成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下游之间的产业链条。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领军企业较少且集中于济南、郑州、青岛等中下游城市，其产业培育水平差、集聚不合理，呈现出“小散弱”格局（表2）。据2021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100强名单”，沿黄九省区仅有17家企业入围，且多数位于中下游地区。由此表明，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呈现出“小散弱”的培育水平差、集聚不合理等格局，亟须结合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布局，以实现上中下游的协同发展与融合共生，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领军企业。

黄河流域未来产业发展现状

黄河流域未来产业发展尚处于战略性布局与选择阶段。各省份正在结合自身科技创新资源禀赋、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全面推进未来产业的战略性布局。本文以城市群为对象，据黄河流域各省份未来产业的相关政府文件，梳理出黄河流域未来产业发展布局现状。

黄河流域未来产业存在重复性布局（表3），与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十四五”规划重点产业间匹配存在差异，亟须统筹规划未来产业发展。一方面，针对未来产业中的氢能与储能布局，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兰州—西宁城市群等所在的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并出台文件予以支持；针对未来产业中的量子科技领域，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黄河“几”字弯都市圈等也均存在重复性布局。另一方面，黄河流域的未来产业布局主要基于各省份或城市群的自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条件，与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十四五”规划重点产业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例如，农产品主产区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布局了较多的先进制造业，却缺乏对现代农业的发展布局。

黄河流域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产业结构不合理

黄河流域产业分布与主体功能区布局不契合。黄河流域上游重点生态功能区与有色金属、氯碱化工等产业分布不契合。黄河流域上游生态环境脆弱，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之一，但却依托煤炭、天然气重点发展有色金属、氯碱化工等产业，以兰州、白银等为代表的老工业城市污染较严重。黄河流域中游农产品主产区与煤炭油气开采等产业分布不契合。黄河流域中游布局小麦主产区的河套灌区、小麦和玉米主产区的汾渭平原，为国家农产品主产区之一，但陕西、内蒙古、山西的资源型城市以煤炭油气开采等重化工为主，造成水土流失较严重。黄河流域下游农产品主产区和城市化地区与旧动能产业分布不契合。黄河流域下游是农产品主产区和城市化地区之一，但产业以原材料、高耗能的钢铁、化工等为主，新旧动能转换有待优化提升。

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同质化较为严重。 黄河流域产业结构以传统产业为主。黄河流域的能源、化工、钢铁等传统产业在产业结构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煤化工企业占全国80%以上，且升级缓慢。黄河流域产业同质化较为严重。在黄河流域，由于资源禀赋相近、资源结构类似，各地都将能源化工作为转型发展重点方向，存在产业相似性甚至同质化竞争现象。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出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测算，山西、内蒙古、河南与山东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均超过0.98。

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分工与协同集聚不合理。黄河流域产业分工未形成合力。黄河流域横跨9个省份，分布着五大城市群，不同省份或城市群之间存在行政壁垒，导致产业规划和资源配置难以形成合力。各省份或城市群基于地方利益考量，难以根据专业化分工理论制定产业政策，缺乏全局观念和区域协同意识。黄河流域产业协同集聚不合理。黄河流域产业集群围绕五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布局，但未发挥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仍以省会城市产业集聚为主。

传统产业链条短、能耗大

传统产业“倚重倚能”产业链升级缓慢。黄河流域传统产业“倚重倚能”。沿黄九省区产业“倚能倚重”、低质低效问题突出，以能源化工、原材料、农牧业等传统产业为主导，缺乏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产业结构整体偏重，特别是以宁东、鄂尔多斯、榆林组成的能源“金三角”地区资源量约占全国的1/4。黄河流域创新能力较弱，驱动产业链升级缓慢。据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18》显示，黄河流域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的均值为52.83%，比长江经济带低9.82个百分点，且排名前10位的省份中处于黄河流域的仅有山东和陕西，这表明黄河流域创新链支撑产业链升级的能力较弱。

传统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黄河流域传统产业链条短。黄河流域产业链处于低端，缺少产业链龙头企业，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较弱，总体处于全球价值中低端水平。黄河流域呈现出低端产业多高端产业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多科技密集型产业少的状况。黄河流域产品附加值低。黄河上、中游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生态化发展不足，农牧产品以粗加工为主，导致产品附加值转化水平低。

传统产业资源能源消耗大且转型程度低。黄河流域传统产业资源能源消耗大。黄河流域传统产业以高污染、高耗水、高耗能的煤炭、冶金、电力等产业为主，采用较为落后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导致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消耗量大；黄河流域现代煤化产业碳排放量占全国同行业70%以上。黄河流域生态化转型程度低。黄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达80%，远超40%的生态警戒线；水资源短缺且产业生态环境脆弱，加之政策支持不足，共同导致黄河流域产业生态化转型受阻。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水平差、匹配度低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水平差。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迟滞。黄河流域的产业发展长期以能源、重工业等传统产业为主导，不平衡、不充分的产业发展结构导致黄河流域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发展能力较弱，新旧动能转换缓慢，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迟滞。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作用不明显。黄河流域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有一定的布局，但整体来看规模相对较小，尚未形成足够的规模效应和影响力，五大城市群或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对黄河流域整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领带动作用不明显。

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实力弱。黄河流域大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链龙头企业规模较小，缺乏领军企业。2021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100强名单中黄河流域仅有17家企业入围，业务总收入占全国100强战略性新兴产业业务总收入的11.9%。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产业链资源整合能力较差。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领军企业的科技创新资源整合效率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效果不佳，领军企业在城市群之间未形成完整的新兴产业链条。

战略性新兴优势产业与“十四五”规划重点产业匹配度低。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部署滞后于“十四五”重点产业规划。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优势产业多集中在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滞后于“十四五”规划强调的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黄河流域的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尚未形成深度融合，难以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黄河流域内大多数省份属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产业层次比较低；尤其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弱，难以迅速适应新一代信息技术变革下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快速转型，难以发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撑作用。

未来产业整体规划较缺乏

未来产业重复布局争抢资源。黄河流域未来产业重复布局。例如，黄河流域的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和兰州—西宁城市群均将氢能作为抢抓未来产业先机的重要着力点。黄河流域各省份间争抢资源。由于未来产业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需在资源要素有限的条件下对发展方向选择，人才成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基础。沿黄九省区的顶尖人才、领军人才、高校等资源均较为短缺，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河南6个省份各仅有1所“双一流”高校，人才资源争抢时有发生。

未来产业互补能力弱合作效果较差。黄河流域未来产业互补能力薄弱。黄河流域未来产业已基本形成与资源禀赋相匹配的产业雏形，但由于其资源禀赋相近，其未来产业尚没有形成协同互补的发展态势。 黄河流域省份间科技合作效果较差。据知网检索数据显示，2009—2020年，山东与四川、河南、陕西分别联合申请了858项、617项、613项发明专利。相比之下，山东、四川、河南和陕西与北京的各机构间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则分别为27216项、12453项、15702项、7867项。由此可见，沿黄省份域外科技合作动力远高于域内合作动力。

未来产业缺乏整体统筹协调水平低。黄河流域未来产业缺乏整体统筹。目前对于未来产业的统筹仅仅停留在协议层面，行之有效的政策不多，黄河流域内尚未构建有效的跨区域、跨部门、多层次的未来产业整体统筹协商机制。黄河流域未来产业协调水平不高。黄河流域未来产业的协调推进涉及多个系统、多重目标、多方利益、多元主体、多个阶段，黄河流域没有形成针对未来产业的多维协调推进机制，其协调水平不高。

推动黄河流域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系统布局优化产业结构

明确主体功能区定位，加强流域各省份产业合作。黄河流域作为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落实的重要载体之一，亟待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战略区位等综合比较优势，明确各区域主体功能区定位，因地施策促进特色产业发展。在此基础上，黄河流域可以推广“共建园区”和“飞地经济”模式，鼓励不同省份跨区域合作，形成优势互补、高效协同的产业布局。例如，沿黄上游省份拥有水电、风电和光电等能源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可以承接东部地区能源化工、资源精深加工、轻工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推进“陇电入鲁”“东数西算”“西电东用”等。

因地制宜明确产业分工，优化产业一体化布局。黄河流域各省份应充分考虑资源条件、产业基础和发展潜力，明确其产业定位，搭建产业转移和产业转型平台，建立产业分工协调机制，推动形成产业一体化布局。上游省份，如青海、甘肃可重点发展绿色能源等未来能源产业，吸引新能源上下游企业入驻，打造清洁能源走廊。中游的陕西、山西依托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下游的河南、山东可发展现代农业、高端装备制造、工业机器人等，推动传统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以城市群打造产业协同集聚，形成产业增长极。推动黄河流域城市群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共同制定产业发展指导目录，明确各城市群产业定位，引导产业链上下游空间合理分布，形成产业增长极。比如，山东半岛城市群依托海洋资源和制造业基础，发展海洋工程装备、水产品深加工、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与上游省份合作，构建清洁能源装备供应链，实现上、下游产业无缝对接。中原城市群可利用其农业优势，联合上、下游省份打造从种子研发、种植养殖到精深加工的全链条现代农业产业集群，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坚持生态优先，以数智化、绿色化转型赋能黄河流域“十四五”规划重点产业发展。坚持生态优先，增强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绿色技术等对传统产业渗透，积极探索数智化和绿色化赋能下的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转换模式。引进先进和生态友好型农业技术，利用绿色生产技术推进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引导落后产能有序退出，遏制高污染、高耗能、低水平项目的盲目发展，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通过优化现代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和服务模式，推动服务业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发挥数据要素价值，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黄河流域要加快推动5G通信、人工智能、元宇宙、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和制造业、服务业深度融合，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现农业、能源、制造业、文化等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上游省份，如青海、甘肃等应利用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建立智慧农业监测系统，精准管理农田灌溉、土壤养分、病虫害防治等大力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上游地区水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资源丰富，应加快构建智慧能源管理体系，利用大数据分析优化能源分配与调度，探索“能源+互联网”模式，建立清洁能源交易数据平台。下游省份，如山东、河南等均具有国家级数据超算中心，应加快5G通信网络、大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基础。此外，中上游省份如宁夏、甘肃等，应成立大中型数据中心以更好地服务国家“东数西算”工程。

完善传统产业链条，提高传统产业产品附加值。建议黄河流域推动上下游产业链整合，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系统，推动黄河流域传统产业延链和补链。例如，青海和甘肃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生态环境，应着重发展绿色有机农业、高原特色生物资源开发（如中药材种植加工）、清洁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等产业。山东和河南应加快实施智能制造行动计划，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由低端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升级。在食品加工、纺织服装、机械设备等传统优势产业中，推广智能生产线、数字化车间建设，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精度，开发高附加值的定制化、智能化产品。此外，山西的煤炭产业可向精细化工、新材料方向转型，陕西的果业可在保鲜技术、深加工产品（如果干、果汁）上“做文章”，从原材料低端产业转向现代农业体系，提升产品附加值。

加强资源循环利用，促进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建议黄河流域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新型能源和循环经济产业链。下游地区应充分利用其在化工、纺织、造纸等传统产业的集聚优势，持续打造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模式。黄河流域下游丰富的农业资源，推动种养结合、农林复合、秸秆综合利用等模式，实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为避免对水土资源造成较大压力，黄河流域需要发展现代高效农业，通过有机农业、精准农业技术、节水灌溉、农田生态恢复探索农业发展新模式，推动农业发展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黄河上游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应加快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新型电力系统，稳步推进水电、风电、光伏产业的发展，实现能源体系清洁化低碳化，以推动黄河流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以科技创新驱动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创新驱动催生新产业。科技创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中起到基础性作用，黄河流域各省份应加强基础研究，引导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锻造长板，提升产业链韧性；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流域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黄河流域应利用科研教育资源，建立区域创新体系，鼓励产学研用合作，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在兰州、西安、郑州等地设立创新中心，推动兰州新区、西咸新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培育和发展有竞争力的主导产业，推进鲁豫科创中心及黄河流域科创大走廊建设。青海和四川等应建立特色鲜明的科技创新平台和孵化器，如盐湖资源高效利用研究中心、高原生态农业技术创新中心等,发挥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山东和河南可充分利用国家级数据超算中心的优势，着力发展大数据产业，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促进数据“高价值”转化，深化大数据在工业领域应用，推动大数据与各行业深度融合，打造繁荣有序的大数据产业生态。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黄河流域应围绕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共建多层次、宽领域的科技创新平台，加速优质科技成果的发现、筛选和转化，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注入科技动力。支持沿黄流域各省份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引导集群内企业向产业链高端迈进。上游省份，如青海、甘肃等应建立特色鲜明的清洁能源研究中心、高原生态农业实验室等。依托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东营）、国家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济南）、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银川）、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郑州）和国家农机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洛阳）等，构建黄河流域科技创新共同体，发挥黄河流域国家级创新平台对重点产业领域技术创新的战略引领作用。

创建一流领军企业，引领带动产业集群壮大培育。黄河流域各省份应选定具有发展潜力的清洁能源、现代农业、高端装备制造、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集中力量引进和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领军企业。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投入、技术创新平台搭建等措施，加大“瞪羚”“独角兽”等高成长企业培育力度，使其成为引领产业发展的标杆，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集聚与升级。例如，在山东半岛城市群培育海洋工程装备、高端化工产业集群，河南郑州打造智能终端制造基地和现代农业基地。青海、甘肃等上游省份吸引大型水电、光伏企业投资，带动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鼓励领军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共同攻克黄河流域产业发展关键技术难题，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增强产业集群的全球竞争力。

以全局视野统筹规划未来产业发展领域

加强统筹整体规划，因地制宜差异化布局。前瞻部署、梯次培育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等产业，构建分区域、分梯次和差异化发展的产业生态体系布局图谱。上游省份聚焦未来能源、生态旅游及高原特色农业；中游省份发展文化创意、未来健康等服务产业；下游省份重点布局未来信息、未来制造和未来空间等高科技领域，构建上中下游联动、区域互补的未来产业格局，形成未来产业发展的多极支撑。同时，精准培育、错位发展、因地制宜布局建设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未来产业孵化器和先导区，依托龙头企业培育未来产业链，促进产业发展“新质”动能。例如，山东、河南发展未来制造，陕西和山西推进未来信息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内蒙古和宁夏发展未来能源与未来材料。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未来产业开放合作。在涉及未来产业的关键领域，如未来信息、未来能源、未来健康、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亟须加强黄河流域各省份间全区域合作机制。黄河流域各省份可共同搭建未来产业合作交流平台，构建开放创新生态，鼓励其主动参与全球未来产业分工和合作，融入全球领先创新合作网络，并通过引入外部优质资源，加速未来产业项目的孵化和落地，加快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小巨人”企业。支持跨省份产业园区建设，通过集聚政策、资金、人才等各类资源，推动形成产业集群化和上下游联动发展格局及开放合作长效机制，推动流域产业特色化集聚发展，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未来产业先导区，打造未来产业创新联合体。

前瞻部署塑造优势，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黄河流域各省份前瞻部署、精准识别并投资于高潜能未来产业关键领域。比如，山东应把握海洋经济与现代农业的双重机遇，打造蓝色经济带，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深海资源开发、海工装备制造等未来产业，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推动智慧农业、精准农业发展，提升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和国际市场竞争力。河南重点发展精准农业、智慧农机装备，抢占农业科技高地，着力打造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上游地区应发挥其在清洁能源、生态农业及矿产资源上的优势，前瞻布局未来能源产业，有序推进氢能产业化应用示范项目落地，推动绿色氢能、储能技术等未来能源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发展有机农业、生态旅游和特色生物医药产业，探索“互联网+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农业模式。黄河流域文化资源大省，如陕西、山西、河南可推动文化产业与数字技术结合，发展数字创意、在线教育、虚拟现实旅游等新兴业态，复兴古丝绸之路文化，提升文化产业的国际化水平。

（作者：薛超凯、渠效辉，山东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陈凯华、张宇杰，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王全景、张梦菲，郑州大学商学院；马海涛，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编审：杨柳春；《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