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三会村，地处嘉陵江流域秦巴山南麓，是一个海拔800米的山区丘陵村庄。2400多名村民居住比较分散，生活污水收集难一度成为农村“治水”的“拦路虎”。

“原先我们这里家家都是旱厕，一到了夏天味道就特别大，而且蚊子和苍蝇很多。现在家里都有了污水处理设备，村子里的环境变好了。”年过七旬的三会村村民沈治忠乐呵呵地说。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随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组织的“川江千里行”采访团在三会村采访时看到，村民的院子里都有4个带着井盖的小池子，这是单户“3+1”污水处理池。井盖下“藏”的是村民生产生活中产生的污水和废水。它们经厌氧发酵沉淀和隔油池处理后进入储存池，在进一步降解后，水质能达到省标三级标准，可用于灌溉蔬菜、果树等。全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收集率、处理率和资源化利用率均达100%。

近年来，随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建设，各地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面探索出多种模式，乡村的“颜值”不断提升。

然而，从全国来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仍有待提高。生态环境部、住建部等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城市污水收集率约为70%，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仅为31%，很多农村依然处于“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的状态。

当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存在治理机制不完善、治理重点不突出、治理成效评估不合理、治理模式不科学等问题，标准、技术、资金和机制仍是制约“治水”能力提升的瓶颈。如何破解这些难题，让建设美丽乡村的步伐走得更快更稳更实？

一户一策，标准不搞“一刀切”

农村生活污水是指农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污水，以及从事农村公益事业、公共服务和民宿、餐饮、洗涤、美容美发等经营活动产生的污水。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三五”规划等推动下，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在广元市，像三会村这样用上污水治理设施的农村有1046个。截至2023年10月底，四川省68.32%的行政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较2019年初提升约50个百分点。

“可以说，近十年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能力提升最快的十年，治理设施投入不断增加。”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坦言，尽管如此，目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还存在着大量设施“晒太阳”的现象。

即便是北京，农村地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仍显滞后，日益成为城市建设的短板。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北京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20年底全市农村污水处理要覆盖村庄1847个，但截至2020年9月仍有282个村庄未完成任务；农村地区污水治理设施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比较普遍，已建成设施中约15%无法正常运行。

“在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不起、用不起的情况就更为普遍了。”彭应登说，目前，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尚处于早期阶段，技术还不成熟，有些地方照搬照抄城镇污水处理技术，有些地方过于追求低成本治理，甚至出现技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等现象。而盲目选择治理技术模式，是造成后期设施“晒太阳”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方式是通过管网把污水收集起来，输送到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这种“大集中、大处理”的技术相对成熟，并实现了标准化。但农村地广人稀，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成本高、利用率低，加上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生活污水治理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

此外，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后集中排放到水体环境中不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后或用于农业灌溉、庭院绿化，或用于景观池，或直接排入周边环境。“治理技术应该是精准匹配不同去处和用途的。”彭应登说。

随着“啪”的一声，灶台中有蓝色的火苗蹿起。在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新民村，村民许家全在自家厨房里打开沼气开关。他告诉记者，他家的燃料来自粪污产生的沼气。

仪陇县生态环境局水环境与农村生态股股长李奇介绍，这户村民采用的是“沼气池+旧粪坑”污水治理模式。即把厕所粪污和畜禽粪便都接入沼气池发酵，淘米、洗菜等生活污水都接入旧粪坑，由此产生的沼气可用作燃料。“沼气在春夏秋三季完全够用，只是冬季时需要补充一些燃气。这样既省钱又能产生肥料，真是好用又划算。”许家全说。

在许家全的隔壁，村民许智采用的是另一种污水处理模式。“这是三格化粪池和生活污水收集池的‘3+1’模式。”许智指着脚下三块小格解释道，粪污在化粪池发酵腐熟后用作肥料还田，生活污水收集池的污水经治理后，则用于农业灌溉。

两家为何采用不同的污水治理模式？“许家全养了两头猪，有畜禽粪便处理的需求。”李奇说，许家全家里原本就有沼气池，施工队只需对原沼气池进行维修改造即可，这样就降低了改造成本。“无论是‘沼改厕’模式还是‘3+1’模式，都是让农家厕所排放的‘黑水’、餐厨洗涤排放的‘灰水’，能够分类收集，再进行资源化利用。”

除了以上两种模式，仪陇县创造性地探索了其他模式。比如，针对居住相对集中的农户，采取“集中联建”的治理模式；靠近城区的则采用“截污纳管”的模式，直接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等。

“要为每户人家找到最适合的治理方式。”仪陇县生态环境局局长刘正说，仪陇县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时，坚持“因户施策、充分利旧”原则，将改厕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相结合，探索出的丘陵地区“厕污共治”模式，被全国土壤污染防治部际协调小组列为典型案例。

破解资金难题，建得起更要用得起

要达到的排放标准越高，治理成本就越高。因此，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能否建得起、用得起，跟排放标准密切相关。

资金也是制约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瓶颈”之一。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公布的一份材料显示，从整体推进情况看，各地的治理设施运维资金主要依靠政府各级财政。仅有浙江、福建、江苏等极少数地区探索征收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费，作为设施运维经费的有益补充。

近年来，全国每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的建设投入均在600亿元以上。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求的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投入力度还会继续加大。

“目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数量快速增加，设施长效运维资金保障难的问题也日渐突出。”彭应登说。

为破解资金困境，仪陇县在设施建设和运维方面进行了探索。以前是各部门单打独斗，难以形成合力。比如，水务部门修建部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环保、农业、扶贫部门也修建农村污水处理站，造成设施重复建设，导致资金浪费。如今，仪陇县财政统筹安排“千村示范”“厕所革命”“土地增减挂钩”等项目资金，各部门协同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

李奇说，自然资源部门在修建“土地增减挂钩”项目聚居点时，除配套污水管网、化粪池、人工湿地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外，还整体规划了庭院绿化、果蔬地块等，方便群众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

设施维护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费用的“大头”。仪陇县则采用“户用户管”的厕污共治模式。每户人家每年只需对分散治理设施清掏一次，对损坏的粪池、收集管网进行维修即可，维护费用较低。“我们还采用‘财政补一点、乡镇给一点、村级拿一点，群众出一点’的‘四个一点’方式筹集资金，保障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有序推进。比如许家全的‘沼改厕’改造花费了1200元，他自筹400元，剩下的由当地政府补助。”李奇说。

除了“户用户管”外，四川各地对靠近城区的村庄则采取纳入城镇污水管网治理模式。仪陇县奶子石农村社区郭家嘴聚居点距离县城仅4公里。这里的生活污水通过管网接入县城污水处理厂。为保证污水提升泵站正常运维，该聚居点每户居民每年缴纳100元，用于水泵电费支出。“每年100元，钱不多，又能确保村容村貌的整洁，大家都愿意。”村民刘家贵说。

共治共享，区域联动携手“护”水

长江一级支流嘉陵江发源于陕西省秦岭南麓，从甘肃进入四川，流经广元、南充、广安三市，最后在重庆汇入长江。嘉陵江的四川段占流域全长的71%。

龙洞沟是嘉陵江左岸的一级支流。由于农村生活污水、畜禽养殖污水排入，这里一度水体浑浊、异味难闻，曾是当地群众投诉最多的臭水沟。

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是导致流域水体黑臭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对龙洞沟周围70户人家建立三格化粪池，消除沿线农村因生产生活产生的污染。”广元市苍溪县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纪进说，除了对河道周边实施源头控制外，他们还采取清淤疏浚、原生态河道植物重建、建设生态浮岛等生态修复手段，在龙洞沟周边建设了生态步道，如今河岸成了农民休闲的好去处。

记者看到，虽然已是冬季，龙洞沟清水潺潺，两岸的花朵还在盛开，有人在水边垂钓。

广元市生态环境局四级调研员杨文生说，苍溪县从“连片治理”农村生活污水转变为“全域治理”。苍溪县制定了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黑臭水体治理专项规划，全面推进“三水共治”，即坚持“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协同治理，推行河湖长制，全面建设农村水美新村27个。

据统计，截至目前，广元市67条农村黑臭水体全面完成整治，全市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有效治理率达74.8%。南充市19条农村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整治，1889个行政村的农村生活污水得到了有效治理，治理率达72.7%。广元市、南充市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为嘉陵江“一江清水入长江”提供了重要支撑。

兴隆河是嘉陵江中下游右岸一级支流，也是四川省武胜县、重庆市合川区的界河。“以前河里出现了污染，我们马上去巡河，确认是不是对方的问题。”武胜县生态环境局局长廖晋说。

2021年10月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污染跨界协同治理。于是，武胜县与合川区积极开展跨界河流联防联治，签订《跨省界河流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生态共建环境共保协议》，共同编制兴隆河“一河一策”精准治理方案，建立两地河长制办公室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交流经验做法。

“现在如果河里出现了污染，我们仍然是马上去巡河，确认是不是自己的问题，立刻着手解决。”廖晋说，武胜、合川两地还组建联合执法工作小组，依法联合查处两地畜禽养殖场、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规模化农业种植基地等重点违法排污行为，确保流域内涉水污染源达标排放。

在两地通力合作下，兴隆河水质持续向好。近两年，兴隆河摇金断面年平均水质均达到Ⅲ类，嘉陵江出川断面水质稳定在Ⅱ类。

污水变“肥水”，智能管理精准高效

“生活污水中的氮、磷等，如果排放到水体中，是富营养物质。但对于农业来说，却是肥力的来源。”彭应登说，农村跟城市情况不同，不应该简单照搬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而应坚持资源化利用为主，充分利用污水中的氮磷等养分资源。这既节水又节能，还能降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本。

浙江省建德市镇头村，是知名的“网红”村。在这里，郁郁葱葱的树木与稻田、湿地、绿地等相互映衬。游客们可能不知道，在绿地下面就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镇头村利用治理后的生活污水，浇灌农田、果园、林地等，年利用水肥资源1.2万余吨，污水资源化利用正让镇头村变成“污水零直排村”。

“发挥污水水肥功能，进行资源化利用要定期对结果进行评估，及时改进，确保治理成效。”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研究员夏训峰说，利用果园、菜园、农田、草地等消纳污水时，不能造成板结、盐渍化等问题。

为了让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更科学、更智能、更精准，建德市打造了农村生活污水智慧管理系统，投放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前端感知设备418套。这些设施实时采集感知设备、运维巡检、市镇村分级检查等数据，并传输到智慧管理系统。

该系统还能产生“红黄绿”三色二维码，实现每个治理设施一个“健康码”。村民扫描“健康码”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自家生活污水治理的情况，并进行故障上报、意见反馈等，做到“自家设施自家管”。设施的运维和监管人员不需要跑遍每个乡镇，而是根据村民上报情况精准解决问题，实现了“污水进、管子通、机器转、出水好、环境美”的目标。

近日举行的生态环境部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将深入谋划和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加大治理和监管力度，着力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下一步，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成效评判标准。此外，还将定期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进行评估，结合区域水质改善需求，分阶段逐步提高治理水平。

“由此一来，在农村生活污水方面不会有全国统一的排放标准。”夏训峰说，我国未来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优先选用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治理模式，不搞“一刀切”。

为破解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难题，彭应登建议，国家或地方层面创建试点示范，引导地方将农村污水治理与农业绿色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对于缺水、少水地区，鼓励就地就近开展污水资源化利用，杜绝一味建管网、上设施。他还建议，各地在深入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审慎建设污水治理设施，并尽快完善污水治理设施改造及退出机制，及时更正不合适的治理模式或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