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不存在大熊猫皮终端市场

产生怀疑的不仅仅是张瑞英和熊一莲。

今年6月，重庆荣昌抓获宝兴两个“熊猫凶手”的消息传出后，四川雅安市政府成立了工作组，到宝兴督办此事。在座谈会上，宝兴县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科科长、大熊猫摄影家高华康，提出一个疑问：“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杀害大熊猫的案件已经很少，为什么最近几年，发生的几起案件都与重庆荣昌县有关，而且都与一个叫甘海龙的人有关？这中间是不是有些蹊跷？”

他说过这番话不久，四川省雅安市委书记就收到一封署名“痛心人”的电子邮件，信中表达的观点与高华康的观点如出一辙。雅安市林业局领导有些纳闷，曾问高华康，那封电子邮件是不是他写的。

直到两星期前，高华康才弄明白，那封电子邮件的执笔者，是他的老领导，现已退休的宝兴县林业局原局长崔学振。

这个毕业于北京林业学院的宁波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宝兴，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大熊猫保护工作。他有一本不肯轻易示人的“大熊猫档案”，记录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在四川宝兴县的各类大熊猫事件。

1983年10月，崔学振记下了“大熊猫1号档案”。他当时想，大熊猫应该有档案资料，这对自然保护区来说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半年时间，他记到10号档案时，有点记不下去了，因为大熊猫死得太多。崔学振说，他每次看到大熊猫死去，眼泪都会止不住地流下来。“大熊猫档案”的封面上，有他的题词：“我遭孽的大熊猫”。

崔学振还有一张“大熊猫形势图”。在一张宽大的宝兴地图上，他用各种图注来标明“大熊猫的去向”：一只站立着的大熊猫，表明这只大熊猫被上级“调走了”，图注下标着时间和调动地点；一只走着的大熊猫，表明是救活之后放归自然了；一只骷髅头，表明发现大熊猫时已经自然死亡；一只骷髅头上点上一个红点，那么就意味着这只大熊猫是被人猎杀的。他点数了一下，20多年来，宝兴县被人猎杀的大熊猫，至少有20只。

崔学振介绍，过去，像宝兴这样的“大熊猫产区”，许多人家都藏有大熊猫皮。大熊猫肉不好吃，大熊猫皮也没什么用，只能用来做床垫子。上世纪80年代后，国家有关部门颁布法规，要求把民间散落的大熊猫皮全部收缴上来。四川省当时想了一个办法，拿一床新棉絮换取农民的大熊猫皮。划定一个时间线，在此之前把大熊猫皮交出，不追究责任；在此之后再发现，就视同为最新猎杀。当时一口气收缴了90几张大熊猫皮，全部送到了宝兴旁边的卧龙自然保护区保存。

但民间有人始终坚信大熊猫皮能够卖得大价钱，一直藏着不交。崔学振曾“冷眼旁观”，公安机关为了把这些大熊猫皮引诱出来，大量动用“线人”，甚至让警察化妆成“南方老板”、“外国客商”，在各乡村到处放风，说有人高价收购大熊猫皮。

崔学振说：“从那时起，我就觉得这办法不对。因为，公安机关宣传大熊猫皮值高价，这就像悬赏令、追杀令，让许多人动了心，有旧熊猫皮的想拿出来交易，没有的，就想着到山上去猎杀大熊猫。最后，卖来卖去，全卖到公安机关手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世界上其实并不存在大熊猫皮的终端市场。”

如果在巡山时遇上死熊猫，他总会马上把周围群众叫到一起，然后把熊猫皮划破，浇上汽油，当场烧掉后掩埋。“有的群众说，不能烧啊不能烧，大熊猫皮值钱，我马上就对他们说，别听街上人瞎扯，活熊猫是大自然间的无价之宝，熊猫皮根本不值钱。”

著名大熊猫研究专家吕植教授认同大熊猫皮不存在终端市场的看法。她说，除了因为物种珍稀这个特点给大熊猫带来的“无形资产”之外，在人类的生活中，大熊猫并没有什么经济价值。

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也反问：“为什么要买大熊猫皮？有人买虎皮豹皮，有人买水獭皮，有人买藏羚羊绒，有人吃蛇肉，有人吃鱼翅，有人吃燕窝，有人吃熊掌，那是因为这些残忍消费在某些地方是有传统市场的。”

他举例说，比如虎豹皮，有些民族认为在衣服上镶上它，能显示男人的英勇，象征勇士的军功；有人到青藏高原疯狂盗猎藏羚羊，是因为欧洲人喜欢它的绒织成的披巾。

“可是，大熊猫在人类的生活中有什么作用？它能治慢性病？能壮阳？能避邪？能让人聪明？它的皮套在椅子上让人坐着更舒服？挂在墙上能够证明主人高尚的品位？似乎都没有这些说道。如果仅仅为了炫耀财富而买张大熊猫皮，那么显然就太低估富人的智力了。”

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森林警察大队负责人王勇是多年的“林业公安”。他认为，世界上倒真的曾经存在过那么一阵子的“大熊猫皮市场”，但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了。当时国际上有些地方，由于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法律不完善，民间收藏珍稀野生动物制品不算违法。他相信当时有极少数人从中国走私大熊猫皮。

“哪怕只有一个老板想要，手下就得有几个人替他服务，这几个人又会发展出几十个人，最后让几百个人都听到风声，结果弄得社会上混乱一片，老有人在暗中琢磨赌一把大熊猫皮的生意。”

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情况有了根本改观。这些国家和中国一样，都加入了世界自然保护、环境保护公约，因此，国际上的这种气氛对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产生了良好的助益，应当说，此后全世界不再可能有人收购大熊猫皮了。

崔学振说，虽然民间老有人放风大熊猫皮值几十万元一张，可真正的交易案最多仅值几万元，而且都是“中间人”所为，不是最终买家出的价，因为根本就没有最终买家。真正开出高额价钱的都是“线人”。有一次，两个县的警方互相派出“线人”，参与交易，结果导致两方的警察相互误伤。

“没有市场，只有谋杀和陷阱。”崔学振痛心疾首。

决定向媒体披露此事之前，他颇费了一番思量。因为“20年来一直压在心头”，近来看到与甘海龙有关的几起案例，更令他“常常因此不能入睡”。

“把这些说出来，没有一个人会高兴，就像撕开一个伤疤，谁会喜欢看？”他平静地说，“我也绝不会是受表扬的那个”。

是线人自主行为还是公安授意

因为国际上没有人消费熊猫皮，也不存在真正的大熊猫皮交易市场，近年来，类似的案件在全国各地几乎已经绝迹。直到出现这几起发生在重庆荣昌，与甘海龙有关的蹊跷案例。

一份由荣昌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大队长何勇向当地法院出具的“关于李启均、胡洪强出售大熊猫皮案件的情况说明”部分证实了人们的猜测。

“说明”中称：“2004年年初，特情(即线人，记者注)向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汇报(当时我任刑队大队长)，在四川雅安地区认识一个姓彭的老头，自称有大熊猫皮要出售，要价数10万人民币；我队安排其只能要现货，而不能为要货去找货。该特情甘烈建化名甘海龙，通过彭某认识了胡洪强(外号胡三娃)；胡告之甘海龙自己有一张大熊猫皮干货(硝制过的)，要数10万元才卖。”

“甘海龙自己垫付15000元给胡，胡打了一张15000元的借条，却迟迟不拿皮子出来看。”

“2007年年初，特情甘烈建向县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称(我现任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雅安市保兴县(记者注：应为宝兴县)的胡洪强打来电话说有一干货大熊猫皮要卖，甘烈建答复其不要了，胡洪强说不要了怎么行；我手上真的有大熊猫皮，而且是两张；并提出两张皮子共计100万人民币；条件是他要先来荣昌看看情况。”

“2007年6月12日上午，胡洪强住在荣昌县三级汽车站旅馆三楼，提出要见买主和看购货的现金，经向分管局领导郑华付局长汇报同意，由我装成要货的人同甘烈建会见胡洪强，在旅馆见面后，胡洪强告之我他和另一个朋友打伙做的这个生意，一共两张大熊猫皮，我说你两三年前就说你有大熊猫皮要卖，我们什么也没看到，如果真是有大熊猫皮，你确实要卖，我们就买，如果不卖，那就算了。胡洪强说我真的有大熊猫皮，但是我朋友不相信，要我来先看一下钱；我说人不会拿钱给你看的，现钱现货。说完后我们就走了。”

“6月14日，甘烈建报告说胡洪强已出发来荣昌，我队民警和林业公安科安排局里的统一部署在高速路守候，16日凌晨2时，胡洪强、李启均驾驶一辆长安车来到荣昌，先在鸿宇宾馆住下，又到三级汽车站对门的小旅馆开房约甘烈建面谈，再去鸿宇宾馆看货，被我公安干警抓获，缴获一张大熊猫皮。”

重庆森达律师事务所的马礼芳是李启均的辩护律师。他认为，线人的行为并非像警方所说的“不能为要货去找货”，而是有诱导犯罪的嫌疑。

他分析，甘海龙曾支付1万元定金，这笔钱不可能是线人自掏腰包。“线人与警方之间必然存在利益关系，有些人，甚至有可能成为‘职业线人’而谋取可观的经济收入。如果线人花了定金而案子没破，他就拿不到奖金，线人不可能在金钱上冒这样的风险。因此，更可能是由警方出资。”

“假如诱使别人猎杀大熊猫是‘线人’的自我作为，其行为必须受到法律惩处。如果这是线人与经营他的人合作的，那么应该追究谁的责任，我想大家很清楚。”他说。

胡洪强的辩护律师贺亮指出，荣昌警方在案发后，曾经带着李启均一起，到宝兴现场调查取证，追查了枪支的来源、勘察了杀害大熊猫的现场，但在判决时，并没有判处二人“杀害珍稀野生动物罪”。

据调查，荣昌公安局向当地法院出具了一份“关于移送‘李启均猎杀大熊猫一案’的情况说明”。“说明”上称：“根据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管辖规定，我局预将李启均猎杀大熊猫一案移送案发地：四川雅安市宝兴县林业公安机关处理，目前此案正在移送之中。”然而，截至记者发稿时止，宝兴县公安局、宝兴县林业局林业公安科都没有收到这份“移送”文件。

孙仕群的案件也与此相似，“贩卖运输”大熊猫皮的孙仕群被判刑10年，而猎杀熊猫的王云国却安然无恙，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为什么只判贩卖运输而不判猎杀？”律师马礼芳质疑，“因为按照属地原则，猎杀案应移交到发生地宝兴，那么，宝兴县公安机关就可能要求把甘海龙抓捕；因此，不移交的原因，可能是为了保护线人，也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

12月14日，荣昌县林业局副局长、森林警察大队原大队长唐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使用线人一事毫不避讳。他告诉记者，警方的线人多半曾有犯罪前科，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更容易“进入角色”，获取必要的情报。但他补充说，“甘海龙这个线人是荣昌县公安局经营的，对他的行为，我们并不清楚，也没办法评论”。

重庆市林业局林业公安局局长李名列则告诉记者，荣昌县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破获的所有与大熊猫有关的案件，就是“你们知道的这几起”。

崔学振推测，荣昌警方可能是在“立功、受奖”的利益驱动下，不惜使用线人，甚至默许、授意线人违规操作。上世纪80年代，宝兴县有关部门，就曾因连续破获猎杀大熊猫案，获得国家林业局和公安部颁发的一等功。

甘海龙的行为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警方默许或授意？没有人比荣昌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何勇更清楚，但他以“县公安局政治处不同意”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日前，国家林业局已成立工作组，前往川渝两地督办此案。相信真相不久便会大白天下。